英语周报答案2020-2021(英语周报答案2020-2021综合能力提升检测)

随着住房成本的飙升，许多租户开始寻求新的政策，即租金控制。Politico的报道中写道：2021年，包括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加利福尼亚州圣安娜等地的选民批准了投票倡议，以限制地方的房租上涨。租金控制倡导者组织的Torrejón Chu指出：从根本上说，住房是一项人权，是一种必需品，而不是一种应该从中获利的商品。我们认为租金控制是一种可以对市场进行合理监管的解决方案。[4]

美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租金管制法，于1920年代在地方一级通过。随着经济从大萧条中复苏，以及二战期间城市工人涌入，住房成本上升，它们越来越受欢迎。例如纽约因此制定了价格上限并冻结了租金。但接下来的十年，战后房地产迎来繁荣期，大多数城市都放弃了这些政策。在1970年代通胀飙升的情况下，住房存量有限且价格高昂的沿海城市（主要在东北部和加利福尼亚州）开始实施更细致的租金控制。

尽管租户们已经投身于这场租金控制的战斗，但长期以来，包括拜登总统的一位高级顾问在内的经济学家，却对租金控制政策嗤之以鼻。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Joseph Gyourko表示：“人们正努力解决不平等问题，但这不是一个好方法：它实际上会损害供应……让住房更实惠的想法应该是增加供应，而不是减少供应。”但问题在于，美国历史性的住房供应紧缩让联邦和地方官员感到担忧，而他们尚未找到方法来加速房屋建设以满足需求。

包括Gyourko等租金控制的反对者给出了他们的解决方案，表示相较于“扭曲房地产市场”，帮助陷入困境的租户维持生计的更好方法“就是给他们钱”。然而，从长期来看，来自政府的补助无法帮助租户解决高昂的租金问题。据《纽约时报》报道，国会于2021年制定了一项460亿美元的联邦计划，以防止租户在疫情期间遭到驱逐。2022年1月7日，拜登政府宣布，2021年11月有66.5万户家庭通过紧急租房援助计划获得援助，是有史以来最多的一个月，根据财政部的数据，已发放或计划发放的总额达到250亿至300亿美元。[5]

但这一成功意味着包括纽约州、得克萨斯州和俄勒冈州在内的几个州已经用完了它们在该计划中的几乎全部联邦资金份额。同时，除非国会延长拨款（可能性极低），否则为挣扎中的租房者提供的资金很快就会消失。此外，虽然那些已经获得租金援助的租户可以继续获得援助，但对于那些首次申请或尝试重新申请的租房者而言，获得援助的前景则不容乐观。

另一方面，在2021年，各州的资金援助计划实施进度无法保持一致。援助初期，紧急租金援助资金基本上没有用完，各州和城市纷纷努力制定分配资金的计划，而租户和房东则因繁琐的申请要求而陷入困境。截至2021年7月，465亿美元补助总额中仅发放了51亿美元。白宫和负责监督该计划的财政部随即向各州施压，并警告落后的州，如果他们不迅速改善分配和反驱逐工作，他们的资金将转移到其他州，此举无疑加快了各州分配援助资金的速度。

对多数州而言，租金援助基金与地方的驱逐保护措施的结合，有效地防止了许多人担心的，在2021年8月联邦暂停驱逐令结束后可能出现的驱逐潮。但目前租户们担心，随着援助资金的消失，以及大流行期间实施的当地反驱逐保护措施失效，最终会导致驱逐增加。

租金援助资金的突然枯竭，也给基于租金援助的反驱逐计划带来了不确定性。一些司法管辖区制定了驱逐转移计划，以在房东与租户纠纷期间提供调解。其他管辖区则在驱逐程序中创建了为租户提供法律代表的程序。但如果缺少租金援助资金，这些计划的有效性十分有限。

考虑到2022年房租可能继续上升，为租户寻找有效解决方案已经刻不容缓。但是，由于许多州政府对于租金控制表示反对，而援助资金在不久可能枯竭，也许美国的租户们将在未来面临更大的挑战。

引用文章：

[1]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inflation-beat-wage-growth-for-all-but-hotel-restaurant-workers-2022-1

[2]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2-01-11/how-to-price-in-rental-inflation-and-russia-tensions-as-the-fed-mulls-rate-hikes

[3] https://www.nytimes.com/2021/10/15/business/economy/rent-inflation.html

[4] https://www.politico.com/amp/news/2021/11/26/renters-rent-control-523351

[5] https://www.nytimes.com/2022/01/07/us/federal-rental-assistance-evictions.html?campaignId=7JFJX

新一代互联网的反乌托邦

“互联网3.0”已经随着一系列新概念的提出而被资本热捧。就在疫情仍然持续，全球经济仍然脆弱的2021年底，无数的投资和金融炒家已经快速进入这一领域，希望在初创之时就抓住这些他们认定会在未来赚得盆满钵满的新概念。这其中包括了号称去中心化的管理模式“分布式自治组织”和基于区块链的“非同质化代币”（NFT）技术，后者已经开始在虚拟艺术作品销售中大行其道。与此同时，第二代互联网的平台也在快速提出新概念转型，比如脸书公司的“元宇宙”概念就被炒得火热。资本和市场对各种新概念如此热烈，思想界对此甚至来不及跟进，除了著名哲学家齐泽克发表了质疑NFT的文章之外，目前的讨论还不够充分。

互联网3.0

美国《雅各宾》杂志在近日刊登了由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学者James Muldoon撰写的最新文章《互联网3.0不会修好互联网》[1]。在文章中，作者认为，尽管“互联网3.0”的概念号称结合了前两代互联网的“优点”，即第一代互联网的去中心化和开放性，与第二代互联网的经济盈利性质，但实际上即将到来的第三代互联网也许会让已经存在的种种问题变得更加糟糕。

在很多投资人的宣传中，第三代互联网技术号称可以为互联网用户提供更多隐私选项：去中心化的分布式的连接可以带来更多安全性；人们也可以对自己的网络生活有更多控制。许多认真而有理想的技术人员和科技从业者也持有这一类的想法，认为第三代技术将把互联网“还给人民”，从而修复此前“平台资本主义”带来的诸多问题。但作者认为这些主张也许过于天真了。

比如，很多人认为社群化的代币系统可以提供一种新的互助模式。但是Muldoon指出，以同样的方式，更早嗅到商机和利润的投资者们完全可以借助资本充裕的优势控制他们认为最有盈利价值的代币，从而形成垄断。而第三代互联网尽管会有更多的“去中心化”的特质，这是第一代互联网的特征，但是第二代互联网的重要特征——人际关系和互动的全面商品化和货币化——完全不会被“第三代”的趋势所逆转。相反，这种趋势还会加强。

另一项“互联网3.0”的重要概念是“分布式自治组织”（DAO）。这一概念同样是基于区块链技术。有推崇技术进步会带来社会进步的论者认为，分布式自治组织可以在区块链上形成合作社式的决策和社群系统，从而带来一种社会主义的体验和连接。然而，作者对这一想法也持保留态度。他援引社会学家Eve Chiapello和Luc Boltanski在1970年代的著作《资本主义的新精神》（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解释说，资本主义从1970年代就开始产生出一种反对福特制工厂组织和科层组织的模式。这种模式宣传去中心化和“自由”，而它恰恰符合了资本的需要——因为它也削弱了工人的组织，并且以自由的概念取代了正义和平等的概念。

“分布式自治组织”同样可能面对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其以算法取代了通常的社会组织中的“领导”之后，权力关系仍然可以在其他地方出现——比如，由谁控制代码？谁书写代码？从而权力关系会转移到更隐蔽的地方。作者举例说，2021年在线筹款竞拍美国宪法的其中一页的分布式自治组织“ConstitutionDAO”就在很短时间内展现了巨大的筹款能力。但是其源代码中没有就如何定义代币，代币价值如何，有任何清晰规定，从而参与这一分布式组织的人只能寄希望于其最早的发起者。这反映出这种链接模式的致命危险。甚至，在未来也许会出现一种“链上政府”，它号称去中心化和“民主化”，但它完全可以只给人在代币层面的具体议题的“投票权”，却在最基本的问题上由极为不透明的圈子决定。

和“互联网3.0”同时走红并疯狂吸引资本的，则是扎克伯格及其脸书的“元宇宙”概念。和前者类似，这一概念也包装成了“技术改善人类生活”的图景，但是其可能造成的社会结果也同样值得审思。

《对话》网站上有一篇文章[2]讨论“元宇宙”和垄断问题，作者是艾塞克斯大学的管理学教授Peter Bloom。作者认为，在过去几年，对巨型平台互联网企业的批判越来越多。比如认为这些企业垄断市场，剥削劳工，并且用算法推动了互联网上的虚假信息和民粹主义右翼的崛起等等。在整个互联网平台化的过程中，大平台越来越像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垄断企业，他们虽然强调创新，但实际上是要维护自己的利润和垄断地位。这些企业因而感受到了很大的“转型”压力。脸书转为“元宇宙”和谷歌转为“字母表”都是某种应对批评的方式——以“创新”的名义“洗刷”自己过去的名声，相当于更换了一个外壳。

这也意味着“元资本主义”（meta-capitalism）的崛起。谷歌的转型不只是要继续做搜索引擎，还要做无人驾驶汽车，要做医疗设备，把一切都连接起来。尽管诸如扎克伯格这样的互联网大亨宣称他们不是“为了赚钱而提供服务”，而是“赚钱来提供更好的服务”，似乎标榜着一种用技术来改变社会的味道，但实际上，这些技术只是一种“觉醒资本主义”（woke capitalism），在进步和人性化口号的背后，算法对能源的消耗，对消费主义的推崇，对个人资料、数据乃至社会关系的商业化利用，以及对工人的盘剥都丝毫不停步。

《互联网3.0不会修好互联网》的作者James Muldoon也在此前撰写了一篇分析“元宇宙”的文章[3]。在文章中，他同样认为“元宇宙”的商业模式将扩大当前平台资本主义的诸多问题。首先。“元宇宙”将不止是一项“互联网服务”，通过建立个体的虚拟生命和平台的连接，“元宇宙”会把个人的生命直接变成其“服务”的一部分，相当于平台控制了人的生命历程，变成了人生的一种“基础设施”。其次，“元宇宙”的野心是搭建一整套虚拟的经济系统，人们在其中劳动、生产价值、交换、金融，在这里面，现实世界中的资本和商业会寻求更加垂直和垄断的商业模式，寻求更多利润。

“元宇宙”将如何盈利？回答是可以更加反乌托邦的。美国博客网站TechChrunch的专栏作者Louis Rosenberg给出了一个相当“异托邦”的图景[4]。

在文章中，作者指出，在当下，大平台资本已经通过对流量的垄断吸收了大部分的广告营收。而社交平台提供的算法支持能够让广告商将他们的广告通过算法精确投放到他们的目标客户眼前。作者认为，在一个人人都有虚拟形象，人人又会花大量时间投入其中以营造自己虚拟生活的“元宇宙”中。广告产业将和人工智能彻底结合，形成一种“元宇宙”特有的人工智能商业盈利模式。

比如，在“元宇宙”中，平台可以获得使用者的各种各样的个人信息——爱好、性别、购买倾向与社交关系。与此同时，人们在“元宇宙”中的活动将为平台一方提供海量的个人痕迹——即海量的可供分析和学习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被拿去“投喂”给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则可以在“元宇宙”中学习如何扮演一个在线的、虚拟的形象。既然在“元宇宙”中每个用户都是作为真实人类操纵一个彻底虚拟的身份，那么人工智能也可以学习如何通过一个虚拟身份显得背后好像有一个真实人类。从而就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广告商可以在“元宇宙”中购买平台方开发的“人工智能广告服务”。这种服务的基础是高度学习的人工智能扮演成“元宇宙”中的真人使用者，和其他使用者互动，然后借机推销商品。因为“元宇宙”和目前的平台相比更彻底地和现实拉开了距离，所以这些人工智能可以更好、更彻底地把自己伪装成“人类”，以打破人们通常对于广告推销的戒备和警惕。在当前，没有监管机构意识到要对“元宇宙”这样的项目进行怎样的监管。作者认为要保护在“元宇宙”中的使用者的个人数据，不让其被随意使用和转化为商业价值，并且避免这样的“人工智能广告人”的出现，是需要监管部门提前和大力投入的事情。

但相比监管，更关键的问题是，技术能否不被资本所用，而是用来投入更有建设性的事情？James Muldoon认为互联网3.0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都提供了改善现实生活和现实人类处境的可能性，然而这些技术目前都被带往大企业和资本盈利的方向。他认为人们对未来的想象“本应更好”。

引用文章：

[1]：https://www.jacobinmag.com/2022/01/crypto-blockchain-daos-decentralized-power-capitalism

[2]：https://theconversation.com/metaverse-how-facebook-rebrand-reflects-a-dangerous-trend-in-growing-power-of-tech-monopolies-171136

[3]：https://www.jacobinmag.com/2021/10/mark-zuckerberg-meta-facebook-rebrand-metaverse

[4]：https://techcrunch.com/author/louis-rosenberg/

责任编辑：韩少华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