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衔等级肩章排列图片(军衔等级肩章排列图片-胸牌)

在1955年10月1日，人民解放军正式实行军衔制。但是却有一部分人，由于工作性质特殊和需要，在1949年新中国建国初期就被授予了军衔，军衔高者有中将和少将。这些先行授予军衔的群体，就是新中国驻外武官。

中国驻外武官肩负着开展军事外交工作的重要使命，第一任驻苏大使馆武官边章五中将；副武官、第二任武官吉合少将；副武官牛克伦、石侠是上校，林峰山是中校。当时，虽然我国尚未实行军衔制，但我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和副武官都是有军衔的。都是在我军尚未正式实行军衔制的情况下，由于工作需要而提前授了衔，他们都不佩戴军衔标识。在第三任驻苏大使馆武官韩振纪中将之后，潘振武少将（归国后任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是第四任，钟辉少将（归国后任炮兵副司令员）是第五任，以后林峰山也担任了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那时我国已经取消了军衔制。而韩振纪中将是中国外交史上佩戴最高军衔的驻外武官，中将军衔授予命令第二号。

1955年5月，韩振纪接到军委总干部部的通知，准备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使馆(第三任)武官。此时，原西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张贤约接替韩振纪任总后方勤务部汽车拖拉机管理部长。这一年，韩振纪恰好50周岁。

韩振纪到总参报到，开始作各方面的准备。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请韩振纪、董玉书夫妇俩在机关食堂小灶吃饭，作陪的有总参二部部长刘少文。李克农谈到一些怎样进行工作及应该注意的事项。”

李克农向韩振纪详细询问孩子和住房的安顿情况。韩振纪说：“从总后搬出来，由总参安排在大佛寺，孩子安排给岳母照料，后顾无忧。”刘少文说：“有什么困难就打电报回来，大家想办法！”

那一天，韩振纪在李克农的面前并没有表态，吃完饭，他拿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就取出烟斗抽烟。临别时，李克农和刘少文一起送他们夫妇到办公楼大门处，李克农紧握着韩振纪的双手，目光里透着信任。

在这段时间内，韩振纪与李克农副总长几次联系，还去过李副总长在地安门附近米粮仓四号的住处谈事情。刘少文曾打电话给他说：“你的表不行，要换。”韩振纪的手表虽然老掉牙了，但走得挺准，从抗战时期他就戴着，既然刘少文说不行，尽管心里舍不得，只好换掉。在《武官工作笔记》中记着：“5月13日买表及对表。”5月17日，韩振纪又与刘少文谈了一些具体问题，例如“出发日期、还有谁去，以及董玉书由谁调、在哪里工作等事宜。”

关于韩振纪驻苏武官的正式任命，于1955年6月下达〔干一57号〕。为便于我国武官开展外交工作，也便于与其他各国武官之间进行交往，军委授予韩振纪中将军衔。那时，我国尚未举行授予军衔制的仪式，这次提前为韩振纪授衔是工作需要，属特例。

这时候，我军授衔工作已在进行中了，在1954年中央军委上报中央的“全军评定军衔请示报告”里，依据其职级、功绩和资历，韩振纪即被评定为中将军衔，也就是说韩振纪即使不去苏联任武官也是中将。

此时，韩振纪先授予中将军衔，但只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牌，未佩戴肩章等衔级标识，在外交拜会等有关文书、名片上都署上中将军衔。

当时，中苏两国间互派武官并不一定完全对等。1950年～1953年，苏联驻中国总军事顾问兼驻中国大使馆武官是柯托夫中将，这一时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先后为边章五中将、吉合少将；1955年～1956年，苏联驻华大使馆代理武官富敏科上校，1956年～1959年，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是朱道夫少将。这一时期，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为韩振纪中将；1959年～1964年，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是华锡烈中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是潘振武少将。

据《韩振纪武官工作笔记》，1955年6月29日晚10时（莫斯科时间），韩振纪夫妇抵莫斯科。当天，苏联国防部外事局局长设宴欢迎韩振纪武官。第二天，由苏联国防部外事局安排，韩振纪武官拜会苏军国防部及总参谋部的首脑人物。之后，韩振纪便按照我国国防部交待的顺序，开始对其他各国驻苏武官进行到任拜会。

当时，驻苏大使馆有两三百人，另外还有一些苏联国籍的雇员，是我国驻国外最大的使馆。武官处的工作人员居住在距离中国驻苏大使馆不远处，每天要步行到使馆去上班。

这一时期，许多党、国家和军队领导同志先后访问苏联，高层领导同志率代表到国外访问，中途经莫斯科短暂停留，作为驻苏武官，韩振纪和大使、参赞做了大量的相关工作。

1956年1月4日，李富春、张闻天、黄克诚代表中共中央前往莫斯科，出席会议。韩振纪和大使馆人员到机场迎接。

在机场，韩振纪见到黄克诚，两人之间话语不多。韩振纪一直送他到了住处，在房间里，黄克诚瞧着韩振纪衣冠齐整、讲话有点谨慎的模样，便哈哈笑起来。他们愉快地聊了一会儿，李富春同志就请黄克诚过去谈事情，但两人话犹未尽，韩振纪见李富春那里催得急，于是主动提出告别。韩振纪离去时，黄克诚一直送他到车上，车子渐远了，黄克诚还站在门口望着。黄克诚尽管事情很多，后来还是应韩振纪之邀，抽时间去看望了武官处的同志们，受到大家热烈欢迎。有一天会议休会，外边下起鹅毛大雪，路上溜滑，交际活动不多，韩振纪冒着风雪跑到黄克诚的住处，他俩就利用这个时间乐呵呵地聊了起来，从华北到华中，然后到东北，老婆孩子都问到了，还谈到不少老同志的情况。

这次访问中，凡涉及军事方面内容的活动，韩振纪全面参与。16日，李富春、张闻天、黄克诚动身回国。韩振纪和大使馆负责人一起到机场送行。

1956年2月4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元帅率中国政府、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东欧，中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元帅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在布拉格举行的会议结束之后，也到达莫斯科开始访问苏联，同时来的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刘澜涛。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原新四军7师卫生部部长）王雨田作为外交部派出的工作人员参加了这次重要的外事活动。

朱德副主席在莫斯科，每天都有几个大的活动，日程安排得很紧，当他参观军事单位的时候，韩振纪都陪同。

2月10日下午，韩振纪陪同聂荣臻元帅拜会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并且同他进行了35分钟的谈话。同日，朱德副主席和他的随行人员正式结束了在莫斯科的参观和访问。

1956年2月，根据中央安排，聂荣臻元帅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周恩来总理和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赴苏联，向驻苏工作和留苏学习的中国军官授予军衔和勋章。我军总干部部派出军衔奖励处副处长董铁城上校等随聂荣臻元帅赴莫斯科，经办一些有关具体事务。

这次授衔授勋，先后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举行了两个典礼仪式，韩振纪的任务是领导武官处进行具体组织工作，并协助聂帅主持授衔授勋典礼。武官处的同志们都紧张地忙碌起来。韩振纪为了这次仪式的地点环境、苏军领导人与会规格及其他来宾、礼仪程序等问题，多次与苏联有关方面洽谈，作好了许多准备。

《聂荣臻年谱》（周均伦主编）记述：2月10日，在莫斯科，代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授予在苏联工作或学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

在莫斯科举行的授衔授勋典礼，是在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的一个大厅里进行的，基本按照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典礼格式，隆重而庄严。参加在莫斯科授衔授勋的中国军官人数在200人以上。

韩振纪子女保留了一套共十余张珍贵的现场照片，是当年授衔授勋典礼的真实记录。

典礼开始前，聂荣臻元帅与前来参加典礼的苏军副总参谋长兼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院长库拉索夫大将等高级将领会晤。韩振纪武官迎候，这时他身穿五五式冬常服，尚未佩戴军衔。刘晓大使、李强商务参赞及大使馆二等秘书兼翻译阎明智参加会见。韩振纪武官把苏军高级将领一一介绍给聂荣臻元帅，大家互相握手交谈，气氛十分愉快。阎明智是阎宝航的次子，阎明复的二哥，14岁就去延安参加革命，他的俄文是在延安学的，其妻刘莎也在苏联工作。

典礼大厅内十分豪华，周边矗立着若干大理石柱子。主席台中央悬挂着毛泽东主席像，两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前面摆放两盆铁树和一簇鲜花。在主席台上就座的有聂荣臻元帅、刘晓大使、库拉索夫大将和另外一位苏军大将。

会场上准备了一排排简易的椅子，前两排坐满了苏军将校，后边才是中国军官。这样安排，也是事先商量好的，韩振纪原来的意见是中苏人员左右各一边，经请示，上面说由于他们是来宾，理应受到礼遇，于是就请来宾坐在前边。

典礼仪式开始，全体与会者起立，奏起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从当时的照片可以看到，韩振纪站在第一位，左边是一两排已佩戴上军衔肩章、扎好武装带的大校。

国歌奏毕，韩振纪身穿五五式冬常服，上台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命令”。接着，由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元帅代表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授予将官军衔。被授予少将军衔的钱信忠、谭知耕、潘世征等几位军官上台，排队接受命令状。

按说授衔应以高者为先，但在苏联这次特殊，韩振纪是组织者，既要主持典礼仪式，又有很多事务需要他亲自来作，实在忙不过来，因此只能于事先安排在几位少将之后单独进行。

接下来，韩振纪接受聂荣臻元帅代表周恩来总理授予陆军中将军衔。此时，少将们已佩戴好肩章，仍站在主席台一侧。由于人手不够，谭知耕少将还与武官处人员一起做些辅助工作。

谭知耕，1929年参加红军，抗日战争时期在新四军军部任特务团团长、作战科科长，在苏浙军区当过参谋处长。他在苏联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毕业后归国，曾任南海舰队司令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等职。

韩振纪中将授衔之后，带领几位将官们向会场行军礼，顿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

接着，韩振纪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彭德怀部长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校官军衔命令》。由于人员较多，仪式时间不宜太长，因此当场只授将军衔，校官和尉官事先已先行发给了军衔标志。

授衔礼毕，韩振纪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命令》，并宣布聂荣臻元帅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

将官们佩戴好军衔肩章标志，依次接受聂荣臻元帅代表毛泽东主席授予的共和国勋章。

当时，北京来的同志给韩振纪带来一级八一勋章，按规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担任师（含师）职以上的军官可授予一级八一勋章。韩振纪1933年以前即任红15军参谋处长、副参谋长，红军学校是特殊的军事单位，校长是刘伯承、叶剑英，韩振纪任政治营长、军事团副团长，这些职位都是曾由师以上任职经历的干部来担任的。韩振纪认为本人的履历表上没有“师”这个字，因此应授二级八一勋章，他说人家把勋章带错了一枚，执意将一级八一勋章退回，只配带两枚勋章参加典礼（见书前面的照片）。以后一段时间，他也是配带两枚勋章，直至北京送来二级八一勋章，韩振纪曾经对家属讲过“就低不就高”，就是指的这件事。

授勋完毕，会场上军乐奏响，全体人员起立。

授衔仪式后，稍事休息，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军队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到来，已经换穿上“五五式”将官礼服的韩振纪中将陪同聂荣臻元帅与他进行了简短的会见。韩振纪中将陪同聂荣臻元帅及索科洛夫斯基元帅等苏军高级将领，接见了参加典礼的中国军官。

这时，正在百忙之中的朱老总穿着厚厚的皮大衣，戴着皮帽子笑容可掬地走来，聂荣臻元帅、韩振纪中将以及参加典礼的苏军将领在礼堂门前迎候。所有中国军官在大厅里列队，昂首挺胸，以饱满的军姿接受朱老总的检阅。接着，韩振纪中将陪同朱德元帅、聂荣臻元帅接见了全体参加授衔授勋典礼的中国军官。

《聂荣臻年谱》（周均伦主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记述：2月11日，赴列宁格勒，授予在那里工作或学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

1956年2月13日，在列宁格勒举行隆重、庄严的中国军官行授衔授勋典礼，在这里学习的中国海军军官较多。韩振纪领导武官处组织安排，仍然比照1955年国内举行授衔授勋的典礼格式进行。方强将军著文《1955年在苏联参加授衔》介绍了这一盛况：

1956年2月13日，我同时接到了两个请柬，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处的，上面写着：

“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总理及国防部长命令，定于1956年2月13日17时在列宁格勒军官之家举行授勋授衔典礼，由聂荣臻元帅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总理及国防部长，分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以勋章，及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以将官、校官、尉官军衔。请届时参加接受军衔。”

另一个请柬是聂荣臻元帅署名的请柬，上面写着：“订于1956年2月13日19时在列宁格勒军官之家举行庆祝授勋、授衔酒会。请届时光临。”

2月13日下午，上完最后一节课，我们开始整装，擦亮皮鞋，换上中国式的军衔服，乘车前往列宁格勒军官之家。

我记得前来接受授衔的我军在苏联学习的陆海空三军各级干部有近百人。我们荣幸地见到了聂荣臻元帅。具体组织这次授衔仪式活动的是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处，前来参加我们授衔仪式的还有苏联军队的负责人，其中有一位炮兵元帅。

授衔仪式上驻苏联武官韩振纪中将宣读了命令，聂荣臻元帅将勋章一—发到我们将官手中，接受这次授衔的中国将军有不少人，其中有在苏联海军指挥学院学习的，有在苏联海军工程学院学习的，有在苏联装甲兵、炮兵学院和军事医学院学习的同志，军兵种的同志我已记不得有谁了，我只记得海军的一些同志。

据林峰山回忆，苏军一位炮兵主帅出席了这次典礼。

在列宁格勒接受授衔授勋的中国学员中，海军副司令员方强和刘道生被授予海军中将军衔，同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下午7时，韩振纪中将和驻苏联武官处举行盛大酒会，招待在列宁格勒的全体中国军官和苏联各军事院校领导人。韩振纪对武官处的同志说：“把国内带来的茅台酒都拿出来，让大家喝。”这些茅台酒是用于交际活动的，平时藏在库里。酒会上，我军留学苏联的中国军官都穿上崭新的军装，佩戴着闪亮的军衔，比以前更加威武，酒会气氛热烈愉快。

韩振纪既是这次授衔授勋仪式的主要组织者，又是被授衔授勋者之一。

酒会上，将军们双肩上金星闪亮，聂荣臻元帅频频与大家干杯表示祝贺。方强、刘道生和韩振纪三位中将聚在一块儿，他们端起酒杯，心里有许多共同的话要说。在伟大的长征路上，他们是曾经共患难、并肩战斗的老战友。多少年后，韩振纪还记得方强在随干部团抵达懋功时闹肚子，病得很严重，但他仍然克服困难爬过好几座雪山。刘道生对韩振纪说：“我们长征的时候，有时一天要行军百多里，饿肚子，脚都磨烂了！”韩振纪说：“我们还是坚持走到了延安！”

这次，分别在苏联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参加授衔的3位中将里，刘道生41岁，方强44岁，韩振纪51岁。

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有：刘华清（海军）、钱信忠（军医）、谭知耕（陆军）、易耀彩（海军）、朱军（海军）、潘世征（军医）、刘中华（海军）等。

被授予上校、大校并在以后晋升为少将军衔（以下简略兵种）的有：徐信、张荣森、刘静海、麻志皓、陈中民、赵华青、梁中玉、王毓淮、赵汇川、涂通今、王晓、袁意奋、张清化、高立忠、蒋润观、陈云中、史同德等。

刘华清、徐信两位于1988年又被授予上将军衔。

在上述同志中间：朱军最年长为48岁，徐信最年轻为35岁。大多数同志不到40岁。

在这次参加授衔授勋的人员中，有不少同志曾经在韩振纪领导下战斗过。例如苏军（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学习，后曾任北海舰队司令员等职）、蒋润观（伏罗希洛夫军事学院学习，后曾任总政治部保卫部部长等职）、袁正元（苏联红旗空军学院学习，后曾任空军副参谋长等职）等，他们与老首长互相祝贺。韩振纪非常感慨，他想到了在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战友们，想到了引领他参加革命的赵博生同志，他说：“革命先烈中有许多同志功劳远大过我本人，赵博生和董振堂要活着，恐怕在大将以上啊！可惜他们没有见到今天，我们活着的这些人责任重大！”

以前，我军尚未实行军衔制度，苏联和各国军官都是佩戴军衔的，而我方军队人员却无标识，常常弄不清应该谁给谁首先行军礼。这次授衔后，中国留苏军事人员气象一新，过去有些苏联军官趾高气扬，现在见到中国留学生军衔比自己高，依照条例，不得不首先敬礼。方强、刘道生等将军由于资历深、军衔高，经过批准平时少穿军装，一切为了学习方便，否则走在学院内还礼都忙不过来。

5军团老首长肖劲光提出，要韩振纪回国后到海军工作。这时，总军械部撤销，改为总参军械部，仍由原总军械部部长王树声主管。总政主任谭政经过考虑，认为由韩振纪接任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最为适合。据此，总政干部部征求韩振纪的意见，并说到总参与到海军都是副兵团（大区）职，只是到海军要经过国防部长的提名。韩振纪决定去做他所熟悉的军械工作。以后，肖劲光又一次提出要韩振纪到海军，总后部长洪学智不愿意放人，此事后来竟成为一件不大不小的是非。

1958年8月下旬，韩振纪归国，由牛克伦上校代理武官。1959年7月，新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武官潘振武少将抵莫斯科。

韩振纪(1905年—1975年3月3日)，河北高邑人。1924年入保定陆军讲武堂学习。曾任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上尉参谋。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1933年入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第五军团十四军侦察科科长，红十三军参谋处处长，中央苏区步兵学校训练主任。1934年任军委干部团训练科科长。1935年任陕甘支队干部营参谋长，后任红军大学教员，队长，大队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副团长，政治委员，延安中央党校军研室主任，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参谋长。1940年起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参谋长，第五纵队参谋长，新四军军工部部长，抗大第五分校副校长，校长，新四军第二师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军工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东北军区后勤部军工部副部长，东北重工业机械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重工业部机械局局长。1953年任总后勤部汽车拖拉机管理部部长。1955年任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回国后任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1962年任总后勤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5年3月3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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