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谦的人格、诗风及其诗史地位

明末民族英雄张煌言的《入武林》诗曰：“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张煌言是在国破家亡走投无路之际，将本朝的于谦与宋朝的岳飞相提并论，并发出深切的感慨。或许是为民族英雄的功名所掩，于谦在文学史上似乎湮没无闻。然而，其诗歌与折射出的人品，确是那样地响遏行云，有口皆碑。其《石灰吟》诗广为人们熟识，其所蕴涵的高洁的情操，坚韧的品格，牺牲的精神和不朽的追求，早已熔入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之中，并成为她的生动写照与光辉典范。

一、遭逢厄运独抱孤忠的人生写照

于谦（1398—1457），字廷益，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他7岁时，有僧人奇之曰：“他日救时宰相也。”果然英才勃发，少年得志。他任监察御史巡按江西时，曾为数百蒙受冤狱的人平反。升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深入里巷访问父老，赈济灾荒，筑堤植树，将私垦的田全部收为官屯，以补助边境经费。他风格清廉，不同流俗。在此任19年，深受广大劳苦大众之信戴，从而威信很高。

村落甚荒凉，年年苦旱蝗。老翁佣纳债，稚子卖输粮。壁破风生屋，梁颓月堕床。那知牧民者，不肯报灾伤。（《荒村》）

而于谦面对“老翁佣纳债，稚子卖输粮”的灾民和“壁破风生屋，梁颓月堕床”的荒村，他不但敢于报，而且对那些“不肯报”者也一起报！

正统十三年（1448），他到京师任兵部左侍郎。次年土木之变英宗被俘时，他坚决反对迁都南京，而拥立景帝，调集各路军马严守京师，升兵部尚书。保卫京师时，他亲自督战，在北京城外击退瓦刺军的进攻。加少保，总督军务。景泰元年（1450）， 也先以无隙可乘，释放英宗。于谦说服景帝接英宗归来。保卫京师时，是他力排众议，挥师退敌，凯旋而归，但他惟独“不愿千金万户侯”。于谦认为和议难恃，便努力整顿京营军制，创立团营，加强对军队的操练，对邓茂七、叶宗留、黄萧养等农民起义则调兵镇压。他为官清廉正直，从不巴结权贵，不避嫌怨，所以和权臣石亨、徐有贞及宦官曹吉祥矛盾很深。

在官场上他既不受礼，也不行贿。即使朝见天子，也是堂堂正正，“清风两袖朝天去”（《无题》）。其清廉正直，令人肃然起敬。《明史》本传说：“上皇虽归，口不言功。东宫既易，命兼官僚者支二俸。诸臣皆辞，谦独辞至再。自奉俭约，所居仅蔽风雨。帝赐第西华门，辞曰：‘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固辞，不允。乃取前后所赐玺书、袍、锭之属，悉加封识，岁时一省视而已。”即使皇上的酬谢，他也坚辞不受。“及籍没，家无余资，独正室鐍钥甚固。启视，则上赐鳞衣、剑器也。”——上苍为之动容。他不仅是这样想的，也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

天顺元年（1457），英宗在石亨、徐有贞、曹吉祥支持下发动宫延政变夺回帝位后，立即逮捕于谦，指为谋反，处死，抄家，家属充军边境。于谦的死，和岳飞一样是千古奇冤，但是他死而无憾。他的《石灰吟》是他17岁时少年之作，也是他一身的座右铭，甚至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他的“绝笔诗”。他用一生，实践着少时的誓言——在北风劲吹，树坚不怕风吹动，节操棱棱还自持。冰霜历尽之际，做一竿挺拔的柏树。因为他坚信，“北风吹，能几时！”在最寒冷的除夜，他不是哀怨自己的冷暖，而是寄语天涯客：“春风来不远，只在屋东头。”东地下深山，抱有无私无畏的心愿，“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只要有利于苍生社稷，“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

北风欢，吹我庭前柏树枝。冰霜历尽心不移，况复阳和景渐宜。闲花野草尚葳蕤，风吹柏枝将何为？北风吹，能几时！（《北风吹》）

寄语天崖客，轻寒底用愁。春风来不远，只在屋东头。（《除夜宿太原寒甚》）

凿开混沌得乌金，蓄藏阳和意最深。爝火燃园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但题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咏煤炭》）

于谦终于在“夜沉沉”中含冤而死，这倒是他“燃回春浩浩”、“犹存死后心”的志向的一种必然归属和一生追求的无上荣光；而这对苍生鼎彝来说，又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是痛心疾首的悲剧。

二、风格遒上兴象深远的诗歌特色

作为明前中期的重臣，于谦少年得志，不同流俗，其诗歌也不为“台阁体”世风熏染，而“极有风致”（陈田《明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于谦是一位素有志气，自视甚高的干才。汇纳“天地间”的“清明纯粹之气”，“自肺腑中流出”的文章事业岜岂区区拘泥声律而模仿前人于万一者之可拟哉！”他曾这样赞誉别人的诗作：

清明纯粹之气弥满于天地间，腾而上者昭步森列而为日月星辰，凝而下者流峙发生而为山川草木，钟于人者表著呈露而为文章事业。其生也有所自，其出也有所为，其制作也有所关系，岂偶然耶？……有沈雄而典重者，有舒徐而优柔者，有平衍而冲淡者，有光彩焕发发而豪宕放逸者，有清新流新而慷慨悽惋者，变态纵橫，不一而足。如八音迭奏而毕中其节，如百货俱陈而各适于用，如五味相资而各适诸口，岂区区拘泥声律而模仿前人于万一者之可拟哉！是皆清明纯粹之气自肺腑中流出，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嗟夫！公一代伟人也，才与位称，出于时会，功在朝廷，泽被生民。而辞章特余事耳，故未足以尽公，然欲知公之出处与其人品才气者，亦可于此而概见。且以知天地之气所以锺于公者，固不偶然也。于是乎书。（《于中肃集》卷十二《赵尚书诗集序》）

所谓“才与位称，出于时会，功在朝廷，泽被生民”的“一代伟人”，是对别人的赞颂，更是对自我的期许，那么“其生也有所自，其出也有所为，其制作也有所关系，岂偶然耶?“实在是渊源有自的。所以，刚健有为，积极向上，不甘庸碌的人生态度和人格梢神，自然充分表现在于谦的诗歌创作之中。并且是一种“寻常制作”“若不经意”，而达到“人不可及”的境界：“虽寻常制作若不经意思，而人自以为不可及，盖天资俊迈，问学充裕使然也。”（《于中肃集》 卷十一《慈顺堂诗序》）

即使一些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也在平易之中见其别样风致——真挚而多情，坚毅而无私。例如：

忆郎直忆到如今，谁料恩深怨亦深。刻木为鸡啼不得，元来有口却无心。（《拟吴侬曲》）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新。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我庐别有春。（《观书》）

《拟吴侬曲》仿吴地民歌，写纯情女子苦苦依恋自己的郎君，他却久盼不归，使人因恩爱而生怨恨，在无以排解时，她无意识地“刻木为鸡”，结果却大失所望，因为它“啼不得”，因为它像那冤家一样，是“有口却无心”的木头一样的东西，无情无义。这首情诗，尤其是后两句，“刻木为鸡啼不得，元来有口却无心。”未尝不可以看作是对社会上一切虚假现象的抨击。古往今来， 有多少人物打着“忠爱”的幌子，干着叛逆的勾当。《观书》则把“书卷”当作多情的故人，不管是“晨”“昏”，无论是“忧”“乐”，每“每相亲”相守。它对心灵的净化，精神的陶冶，眼界的开阔，欲望的升华，义气的风发，甚至春意的感获，都有无比的强化功用。在悠闲时，“书卷”是他多情的故人，在征战中， “书卷”又是他智慧的帮手：

萧然一室如僧舍，秉烛焚香坐夜阑。却笑酒酣毡帐暖，谁怜漏永铁衣寒。安知天下无三杰？但愿军中有一韩。世事关心成感概，旋移书卷就灯看。（《夜坐念边事》）

英雄并非无情物，“铁面御使”（借用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五评北宋赵抃语）也有温丽之辞：

西山疏雨歇，水木散轻阴。樵唱知何处？白云深更深。（《题山水》）

野水萦纡石径斜，筚门蓬户两三家。短墙不解遮春意，露出绯红半树花。（《村舍桃花》）

雨中红绽桃千树，风处青摇柳万条。借问春光谁管得，一双蝴蝶过溪桥。（《暮春客途即景》）

他对樵唱的倾听，特别是他对春光春意的敏感，似乎不亚于哪一个纯情女子。 真挚多情与坚毅无私，不仅不矛盾，而且非常和谐地统一于他一身。

在风云激荡的庙堂内外，于谦“忧国忘家，计安宗社”，是堂堂正正的顶天立地的社稷之臣。他的无比坚毅，源于他的宽广无私的心胸：

三晋冲寒到，中州冒暑回。山川原不改，节候自相催。绿树连天暗， 丹葵向日开。太行云缥缈，搔首意绯徊。（《暑月将自太行巡汴》）

西风落日草斑斑，云薄秋容鸟独还。两鬓双华千里客，马蹄又上太行山。（《上太行》）

“丹葵向日开”的忠心，两鬓双华千里客”的决心，使得他为民为国，一往无前，无所畏惧。言为心声是皆清明纯粹之气自肺腑中流出，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于谦风格遒上，兴象深远的诗歌，与他伟岸不朽的人格精神是互为表里，息息相关的。

三、诗史地位的历史反思

于谦纯明正直的人格，与他“风格遒上，兴象深远”的诗歌，是民族精神的风范，是中华文化的体现。然而，在我国汗牛充栋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 上，于谦的名宇，却难以寻觅或者被不屑一顾。是因为他不是“职业诗人”？ 是因为他只有“意态自然，不烦雕琢”的“秀句”和“奕奕俊爽”的“佳句”，而 “惜不能全篇耳”？还是因为这些诗歌真的“格调不甚高”？

人们对他的诗歌是有不同的评价。例如，朱彝尊欣赏他的“意态自然，不烦雕琢”的“秀句”：

少保社稷之臣，其诗特多秀句。如：“风來疏牖银灯暗，月转高城玉漏池”，“紫塞北连沙漠去，积河西绕郡城流”，“野花偏向愁中发，池草多从梦里生”，“千里逢人俱是客，十年持节未还家”，“鸟飞不过岩头石，人渴难寻涧底泉”，“风约闲云难作雨，渠分流水不成河”，“炕头炙炭烧黄鼠，马上弯弓射白狼”，“天外青山围故国，雨中黄叶下空潭’’，皆意态自然，不烦雕琢。其论诗曰：“诗岂易言哉！发于心，形于歌咏，尽乎人情物变，非深于理而适于趣，则未易工也。”观其持论，造诣深矣。（朱彝尊 《静志居诗话》卷六）

而钱谦业在摘赏“奕奕俊爽”的“佳句”的同时，还批评“格调不甚高”，并认为是“惜不能全篇耳”：

公少英异，过目成诵，文如云行水涌，诗顷刻千言，格调不甚高，而奕奕俊爽。田叔禾《西湖志余》摘其七言今体，如“香爇雕盘笼瑞鸭，灯辉青琐散栖鸦。”“紫塞北连沙漠去，黄河西绕郡城流。”“风穿疏牖银灯暗，月转高城玉漏池。”“天外冥鸿何缥缈，雪中孤鹤太凄清。”“醉来扫地卧花影，闲处倚窗看药方。”“渭水西风吹鹤发，严滩孤月伴羊裘。”“野花偏向愁中发，池草多从梦里生。”皆佳句也。惜不能全篇耳。（钱谦业《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85页。）

相对而言，《四库全书总书目》的评论则较为全面而中肯：

谦遭逢厄运，独抱孤忠。忧国忘家，计安宗社。其大节炳垂竹帛，本不藉文字以传。然集所载奏疏，明白洞达，切中事机。较史传道尾完整， 尤足觇其经世之略。至其诗风格遒上，兴象深远，虽志存开济，未尝于吟咏求工，而品格乃转出文士上。亦足见其才之无施不可也。

这里是先由诗人的生平遭遇，而见其人格风范；再由他的奏疏，而觇其经世之略；最后由诗歌的“风格遒上”“兴象深远”，而得出诗歌“品格乃转出文士上”的评价。这正是于谦诗歌的诗史意义和文化价值之所在。人格与诗风交相辉映，并垂不朽。在明代诗坛上尤为难能可贵。于谦在“恢张皇度，粉饰太平”（倪谦《艮庵文集序》）的“台阁体”百年盛行之际，昂然独立；在复古风气笼罩他的生前生后之间，不事模拟；他为人表里澄澈，为诗自抒性情，与 “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晚明诗文革新运动异曲同工，不谋而合，只不过，于谦的性情与袁宏道等人的“性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我们知道，在中国历代诗歌发展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个朝代比得上明代 “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有时也不乏精彩的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明代诗歌的流派纷呈，争奇斗艳，甚至剑拔弩张，才使得清代诗坛，尤其是淸代诗学走向整合与集大成。而明代诗歌创作和诗歌论争，其“创新的目标是 ‘真诗’”（杜贵晨《明诗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于谦“风格遒上，兴象深远”的诗歌，正是明代前中期为数不多的“真诗”，恐怕也是整个明代为数不多的好诗。虽然不为许多文史家重视，更显得弥足珍贵。

于谦的人格与诗风及其诗史地位文化价值，有很多值得我们思索与研探。他的诗歌作品已经给我们后世读者留下独特而光彩的甚至是永恒一页。 清人袁枚的诗句“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意味何其深长。另一方面，或许更加发人深省的是，正如屈原和岳飞之死，于谦之死本身就是一首爱国的绝唱。在朱明王朝的盛衰演变历程中，于谦的忠而获罪，死后又获平反，典型地验证了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说。是的，我国传统社会结构讲求以“己”为中心，然后根据血缘地缘的亲疏远近，一层层地推出去，好像一块石头丢进水里产生的波纹一样，呈“差序格局”状态。于谦生前生后是非荣辱，正是由于封建极权登峰造极的明朝帝王极度的“家天下”所致。

（作者：徐同林，本文发表在2005年 《古典文学知识》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