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除了我们中国人之外，另一个公认的群体就是犹太人。爱因斯坦、马克思等给世界带来天翻地覆改变的名字，都是出自这个令不少人羡慕的身份。

今天在中国网络上，关于犹太人的赞美之词随处可见：富有、精明、强大、懂得报恩。

由于犹太财团控制着美国经济象征的华尔街，控制着世界八成以上的传媒集团，在小小的犹太人国家以色列面前，连美国都要礼让三分——真是天大的面子。

拥有最顶级的人才、人脉、资源，再加上遍布世界的商业机构兼情报组织，让犹太人能够在绝大多人数之前，就窥探到财富的先机，这当然也少不了中国。

1954年，在上海的犹太人产业被新中国全部没收短短5年之后，犹太人再次敲响中国的商业大门，而这次，他们似乎带来了一项中国人无法拒绝的宝贝。

这一次，能够成交吗？

重于泰山的赠言

要说1954年的遭遇，就不能不提到1951年发生在法国巴黎的一次会晤，双方是决定即将返回祖国的中国留学生杨承宗和时任世界保卫和平理事会主席的约里奥－居里。

约里奥－居里是著名的女性科学伟人居里夫人的女婿，他的妻子、居里夫人的长女伊莱娜·约里奥－居里正是杨承宗在巴黎的导师。

居里夫人是"镭的母亲"，放射性科学领域的伟大开创者，伊莱娜继承了她的衣钵，杨承宗在她门下能学到的，正是日后要大放异彩的放射化学。

这一年6月15日，杨承宗凭借一篇"最优秀"级的论文，成功通过伊莱娜夫人主持的答辩，获得巴黎大学理学院科学博士学位。

而就在杨承宗毕业短短一周之后，一封电报从北京拍来，让他几乎立即就决定放弃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55万法郎年薪，准备尽早动身回国。

发报者的名字叫做钱三强，14年前，他也在伊莱娜夫人门下学习放射科学，是杨承宗的老学长。

发报的时候，他已经在国内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副所长；而这个所谓的"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研究领域，就是已经越来越被世人重视的原子能。

伊莱娜夫人似乎是习惯了杰出的中国弟子总要回国的选择，她没有阻拦杨承宗，只是提醒他，应该去见一见自己的丈夫、同样对中国人抱有十分好感的约里奥先生。

临别，她还默许了杨承宗从实验室中带走10克她那伟大母亲亲手制作出来的碳酸钡镭标准源——日后，这些毫不起眼的粉末，是我国开展铀矿探测及电离辐射计量研究的唯一标准计量实物。

此前，约里奥先生已经帮助杨承宗用钱三强汇来的美元，购得法国出口管制的测量辐射用100进位计数器、以及其他大量原子能研究相关的仪器、书籍。

而当时，中法两国尚未正式建交，即便杨承宗是一名十分难得的优秀学生，对于他的种种"可疑"行为，约里奥先生这近乎过分热情主动的帮助，也显得有些蹊跷了。

眼下，当房间里只有杨承宗和约里奥两个人的时候，约里奥先生终于把自己所作所为的原因和盘托出：原来，身为左翼知识分子的约里奥对于美国凭借核武器的优势、对世界和平造成的巨大威胁忧心忡忡，他想要尽可能地让美国的核讹诈对象少一个是一个。

但是核武器的研发门槛是极高的，在当时的条件下，一般的国家连摸到核武器边缘的资格都没有。

恰恰中国，却具备了研制核武器的必要条件：广阔的国土，丰富的资源，聪明的头脑。

因此善良正直的约里奥夫妇，虽然早就看出杨承宗种种行为必将能为中国推进原子能所利用，却明里暗里一直给予支持。

伊莱娜夫人甚至亲自指派自己的助教布歇士，为杨承宗将装有最宝贵仪器的箱子瞒过法国警察，送到他回国的船上。

约里奥唯一担心的是，中国领导人是否能在极度贫穷、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对这样一个需要耗费大量资源的项目，下定决心。

约里奥先生的想法，凝聚成一句决定世界命运的话传入杨承宗的耳朵："你回去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要有自己的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有自己的科学家，钱（三强）呀、你呀、钱的夫人（何泽慧）呀、汪（汪德昭）呀。"

1951年10月，杨承宗一回到北京，当天就将这段话一字不改地向钱三强报告，钱三强又立即通过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丁瓒向中央反映。

根据后来的资料我们可以知道，正是约里奥先生这一句诚恳至极、充满国际主义的肺腑之言，在毛泽东最终决策上马原子弹项目的考虑中，起到了一锤定音的效果。

奇怪的商人

原子弹正式被列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是在1956年，可是正如开头所描述的，中国为这项重大事项所作的种种准备工作、包括杨承宗等海外核物理相关人才的各种异常动向，又岂能逃过耳目遍布世界的犹太财团势力呢？

不管是出于纯粹的商业本能也好，还是想要刺探中国核武器研发决心的虚实也好，向来讲究前期投资的犹太人们，这一次再次出动了。

只不过他们可没有约里奥－居里夫妇那样伟大的情怀，他们眼里只有利润和更多的利润。

于是乎，在1954年，一包神奇的材料通过某些莫名其妙的路径，突然出现在中国某部门的实验室里，根据对方提供的资料，这是一包叫做"浓缩铀"的样品，卖家则是来自以色列的某几个犹太商人。

此时中国的核武器计划仍是一纸绝密的计划，就算是得到苏联人的帮助进入实际部署，也要在三年之后，偏偏这些人就能有通天的本事，能够未卜先知?

眼前的情况不仅让见多识广、足智多谋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也不禁锁紧了眉头。

铀元素是原子弹的核心材料，但并不是所有的铀都能拿来制作核武器：在自然界存在的三种铀的同位素中，只有铀235才具备容易发生核裂变这一重要优势。

但是铀235却只占天然铀矿的0.64%，武器级的金属铀饼却要求经过层层提炼之后，能达到85%以上的纯度。

偏偏就是这个提纯的过程，工艺十分复杂，耗资极其巨大——本来同位素之间的差别，就仅仅只有几个中子而已，物理化学性能几乎没有任何差异，用通常的各种物理提纯方法或者化学提纯方法都难以收到什么成效，代价却非常高昂。

当然，犹太人在财富上的声名远播，谁也不会怀疑他们能够出起价钱，买下这样稀缺的资源，只是这样有价无市的宝物要再转手卖给中国，这中间的差价就可想而知了。

从动机上来说呢？浓缩铀是西方严格禁止卖给中国的不假，可是正所谓只要有足够的利润，资本敢于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中国有条件、有意愿发展核武器，浓缩铀对中国越是难以获取，就意味着越大的利润，对于嗜钱如命的犹太人来说，这是一项一本万利的买卖。

何况，经历了二战创伤的犹太人群体中，也不乏支持世界和平力量的有识之士，比如执世界科学之牛耳的爱因斯坦，就一直反对美国制造、使用原子弹。

犹太人也大量参与了美国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当中出现几个立场和法国的约里奥-居里夫妇相近的，也不足为奇。

如果这包样品是真的可以用于制作原子弹的浓缩铀，中国将可以省下难以估量的人力物力，相比之下，犹太人开出的昂贵价码都不值一提了。

但问题在于，如果不是呢？

周恩来给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下了一道指示：迅速组织人员，限期查明犹太人提供的样品，是否为真正的浓缩铀？

巧夫能为无米之炊

今天我们在各大物理化学实验室里，要测定矿石中的同位素比率，只需要将它放进同位素质谱仪，然后等待显示屏上的结果便是。

那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要完成周总理的指示，看来也不过小事一桩，何须又是"组织"，又是"限期"，大费周章。

可对不起大家心情的是，1954年的时候，找遍整个中国，也没有这样一台能够测量铀这样重金属的小小同位素质谱仪——掌握着科技命脉的西方世界，又怎么会允许这样重要的器械出口到中国！

近代物理研究所的领导们为此发了愁：这一包铀里面到底含有多少铀235呢？又有谁，能够从一模一样的放射特性中，分辨出普通的铀238和铀235呢？

在这关键时刻，所长钱三强突然想到了一个人，一个在当时的条件下，可能是全中国独一无二的人选——一边积极投身放射研究、一边靠几斤小米窘迫度日，却乐在其中的学弟杨承宗。

杨承宗当仁不让，从钱三强手里接下了这个关系重大的鉴定任务。

不依靠在法国用惯了的同位素质谱仪，要进行铀235的浓度测定，着实费了杨承宗一番思量，好在仔细推敲之后，他想到了：核反应的蜕变速率和样品中的不稳定核的数目是成正比关系这条"蜕变原理"。

放射性元素蜕变之后，会变成另一种较为稳定的元素；换句话说，样品中不稳定的铀235核越多，样品的放射性就会衰退得越快，样品中就会越快出现其他的元素。那么，就可以通过测定样品中其他元素的方法，来反推铀235的含量。

明确思路之后，杨承宗立即对样品进行了精密的测定。

第一次测定的结果，这份样品中铀235的含量低得可怜，和一块野外挖到的铀矿石几无二致。

得到这样报告的周恩来出于小心谨慎，下令再次测量。

经过杨承宗反复仔细的二次测定，仍然支持前一次的结果，犹太人故作玄虚、狮子大开口的宝贵"浓缩铀"材料，实际上是一块毫无价值的赝品。

"精明"的犹太商人没有想到中国竟然还偷偷藏着这样火眼金睛的高人，眼见偷鸡摸狗的下流伎俩不能得逞，只好灰头土脸地溜走了。

核燃料的两个亿

犹太商人风波之后，中央也完全明白，浓缩铀这样的国之重器，唯有依赖自己的力量才是正确的途径。专门负责提炼原子弹核心材料的二机部第五研究所（铀矿选冶研究所）应声成立了。

1960年，由于国际局势的变化，外国专家全部撤走，正渐入佳境的五所科研任务遭到重大士气打击，所内研究人员心情十分沉重。

在这个关键时刻，应二机部部长刘杰亲自点将，杨承宗再次担纲重担，调到第五研究所担任副所长，研究各地土法冶炼的重铀酸铵为原料。

先用简易方法生产出足够量的二氧化铀和四氟化铀，同时加紧验证衡阳铀厂的水冶纯化工艺流程，确保其早日投产。

杨承宗后来对儿子解释说说："核弹研制最关键的难点就是高纯度的铀怎么提取，这就是五所当时做的主要工作。把铀矿石变成核纯铀，要通过化冶，提纯 1 亿倍。提纯后的铀到底能不能用于制造原子弹，没有人知道，只能通过分析其中各种杂质的含量，精准度达到一亿分之一，拿出科学的依据来证明它。"

为了保证冶炼出来的铀纯度在原子弹爆炸中不出差错，在每一个参数的实验精确度要求的基础上，杨承宗都要求再提高一个数量级进行实验。

如果还有怀疑，就用另外一种方法，通过多种不同原理的方法检测同一个参数，得出同一个结论，才能证明结果是可信的。

在这样严谨、忘我、精深的科学大将带领下，原本缺乏技术经验的五所团队攻克了所有技术难关，并提前3个月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即便在这些实验中诞生的几十个参数，个个试验过程都可以写成一篇令杨承宗在学术上功成名就的重要论文，他也从未动过心思。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