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服装厂(宁波服装厂缝纫工招聘信息)

买衣料到爱建,不会吃亏,不会受气。

四五十岁的上海人

对这句广告一定不陌生

爱建公司,全名为“上海市工商界爱国建设公司”,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民营企业,经营领域横跨多个行业。到了90年代,爱建纺织品更是占据上海纺织品行业龙头地位,被称为“呢绒大王”。顾客挑好布料,可以直接在店里找裁缝量尺寸做衣服,定制的衣服贴身、挺括、有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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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时代变迁,上海棉纺织业产能调整,爱建纺织品已经不复存在。宋宏阳被裹挟在时代浪潮中,见证了爱建纺织品的高潮和低谷。宋宏阳年轻时曾在爱建纺织品爱邦分店做裁缝,他也是上海现存为数不多的“红帮裁缝”。如今,他仍在曾经的布店原址守着一爿小小的服装工作室,延续着红帮裁缝的匠心,操心着留给这门手艺的时间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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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帮裁缝宋宏阳。

时代的浪潮

宋宏阳是宁波奉化人,那里是裁缝人才辈出的地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红帮裁缝”。

红帮裁缝的发迹与上海息息相关。1843年,上海对外开埠,来上海的西方人猛增,国内的洋行买办、银行高级职员、富家子弟、社会名流等追随时尚,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西装热”。宁波自从辟为通商口岸以后,风气开放较先,又与上海近在咫尺,受到“西装热”影响,大批宁波裁缝涌入上海。

“红帮裁缝”称谓的由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红帮”的说法,是因为当年裁缝的主要客户为外国人,社会俗称“红毛”,由此而来。也有人说,做衣服的这些裁缝师傅,大多来自宁波的鄞州、奉化一带,师徒相承,上海人就称这些人为“奉帮裁缝”,因为吴语“奉”“红”相近,因此演变为“红帮裁缝”。

不论如何,宁波裁缝的技艺已被推崇至艺术的高度。根据当时上海西服同业公会的资料显示,彼时上海西服店多达700多家,红帮裁缝开设的就有420多家,占约60%。中国第一套西装、第一套中山装、第一家西服店、第一部西服理论专著、第一家西服工艺学校,都是红帮裁缝开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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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宏阳1987年来到上海。

受到同乡前辈们的影响,当年16岁宋宏阳在宁波学了两年裁缝技艺后,也来到上海闯天下。“80年代,上海人开始走出国门,出国差考察、学习、差旅,都想要穿一套体体面面的西服。”宋宏阳年轻肯吃苦,先是在仙霞路茅台路附近开了一家小店,做来料加工,后来看到爱建纺织品在招工,就去了,进了零陵路上的爱邦分店做裁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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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宏阳曾在爱建纺织品爱邦店做裁缝,至今仍保留着爱建的收据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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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建纺织品的塑料袋,罗列了诸多分店的地址。

“我做的第一个月,工资200多块。第二个月,850块。第三个月,你猜多少?1500块!”宋宏阳伸出两根手指说,“当年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也才200多块。”与此同时,爱建纺织品也迎来了巅峰期,为了提高爱建呢绒品牌的知名度,爱建纺织品公司从单一的面料经营逐步向成衣化方向发展,并开设诸多分店。从1994年到1996年间,爱建纺织品连续三年获得上海市纺织品行业销售、利润双冠王。爱建纺织品以“货真价实、包退包换”吸引顾客,“呢绒大王”闻名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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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建纺织品的包装礼盒,当年是上海的呢绒大王。

进入新世纪之后,上海市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消费选择越来越多,各种国内外的成衣品牌出现在商场里,买布料定做衣服的人逐渐少了。“2004年,爱邦店关门,我出了十多万把剩下的布料都盘了下来,继续做裁缝生意。”宋宏阳这一坚持就是十多年,“布店原本是开在地下一层的,我继续在原址经营,直到三年前,出于消防安全的考虑,搬到了顶楼28层,虽然面积小了,但不潮湿,不必像以前那样总是担心布料会发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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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建纺织品爱邦店虽然已经关闭多年,但外部装饰仍然保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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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顾客在店里买好布料,可以请宋宏阳定制衣服。

宋宏阳的工作室只有他一人打理,虽然只有20多平,却也算敞亮。工作室所在的爱建大厦,是1980年国内首批外销商住两用侨汇房。穿针引线疲惫之余,泡上杯茶,远眺28楼的风景,很是惬意。手中的、脚下的,皆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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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宏阳在工作室门口。

最后的坚守

宋宏阳从不为自己的工作室打广告,如果非要计较的话,也只有门口那一块红色招牌:“有瑕疵的奢华,匠心最后的坚守。”有顾客问:“哪有人说自己手艺有瑕疵的?”宋宏阳反问:“只要是手工做出来的,怎么会没有瑕疵?哪怕是一排扣眼,也会有大小和针数上的细微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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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只有20多平,放了很多衣服和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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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宏阳踩上椅子取布料。

酒香不怕巷子深,宋宏阳的客户都是多年来积累的回头客,40到60岁为主,经济稳定,有审美情趣,不喜欢“撞衫”。男士找他定做中山装、西装、夹克衫,女士款式更丰富,西装、旗袍、大衣、连衣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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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熨衣服的铁凳用了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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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件衣服都是纯手工制作。

红帮裁缝以做高档呢绒为特长,讲究三维一体。“是不是红帮裁缝,看细节就知道了。领子、袖子、口袋,手艺扎不扎实?衣服铺在桌上是不是平的?是平的就不对了,因为人的身体是有曲线的,衣服要贴身,也得有曲线。”宋宏阳说起来头头是道。

而最能显著辨别红帮裁缝身份的,是纸样。宋宏阳有满满一箱用旧报纸打的版样,在用布料之前,先在纸上打样,这是师傅流传下来的方法。一堆在外人看来七零八碎的报纸,却是红帮裁缝之间的默契,“把纸样拿给任何一个红帮裁缝看,他都能把衣服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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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显著辨别红帮裁缝身份的是纸样。

可惜这样的默契正在消逝。“据我所知,全上海的红帮裁缝店不到十家,祖上传下来的手艺就快要失传了。”每每想到这里,宋宏阳都有些焦虑。宋宏阳曾经带过十几个徒弟,可到现在还在做裁缝的只有一人,其他人有的开出租车去了,有的做钟点工去了,赚的都是快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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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绒布料一米一千多块钱,如果一刀下去剪坏了,就是千百块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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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线包是套在手臂上的。

当年宋宏阳做学徒时,师傅已经76岁了。“我85年开始学,但直到92年师傅才准许我动手剪布料。为什么?因为羊绒布料一米一千多块钱,如果基本功不扎实,一刀下去剪坏了就是千百块的损失啊,那时候人一个月工资才那么点。”一方面,做红帮裁缝利润空间小,学习周期长;另一方面,年轻人生活压力大,耗不起时间。这就形成了红帮裁缝如今的尴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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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宏阳说工作到这个岁数,已经不在乎赚不赚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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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宏阳把衣服挂上衣架。

如果,在上海、宁波或其他省市的某个小店里,如果,有那么一个年轻人正在挑灯传习红帮手艺,宋宏阳以过来者的身份,希望下一代能有所突破:“中国裁缝缺的是设计感。花点心思做有设计感的定制服装,只有生存下去才有可能赢得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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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宏阳的客户都是多年来积累的回头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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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宏阳希望中国年轻一代的裁缝能在精进手艺的同时,注重设计感。

转自:东方网

记者:柏可林、孔文龙

来源: 东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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