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杜聿明)

1959年12月的一天，北京长安街上刮着刺骨的寒风，一位穿着中山装样式夹棉衣、头发花白的老人，冷得不时缩一下肩膀，在长安街上小步走着。

他的姿势很奇怪，三步一回头，东张西望，脸上表情略显诡异，似乎在找一个什么人。尤其到拐弯的时候，还不自觉地放慢脚步，似乎生怕后面跟他的人跟不上来。

这幕情景，活像旧社会特务们接头。

在新中国的阳光下，为什么还有这样的情景？难道是敌特分子潜入北京，在这里打探情报？

这位行迹略显古怪的老人——其实也不算太老，当时他才55岁，以现在的标准看还不到退休年龄，称作中年人更合适——说出来名字那是无人不知。

年岁稍长的人都没忘，毛主席在11年前曾发布过一篇《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在广播上全文播过。

这位行迹奇怪的中年老男人，正是毛主席这篇文章中的主角：杜聿明。

杜聿明此时的身份，已不是当年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副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他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没有职务，没有单位。

距离上次以自由身份在北京街头闲逛，已经过去了11年多。

既然是自由身份了，为何逛一逛北京长安街，看一看天安门广场，还这么神神秘秘呢？据杜聿明的好朋友沈醉说，杜聿明是在看有没有人跟踪监视他。

他被特赦后，有一段时间一直神神叨叨的，认为共产党不可能完全放了他，而是有条件地自由行动。所以他第一次上街时，没有发现跟踪的，心里结了老大一个疑团，共产党这是在弄什么玄虚？

不过杜聿明大出意料，他连续在北京城逛了好几天，也一直没发现任何人跟踪。杜聿明这才渐渐放下心来，共产党承诺的特赦、恢复自由身份、和其他共和国民享受一样的生活，都是真的。

杜聿明的双眼，不禁流下两行热泪。心里那颗仇恨的种子，终于冰消瓦解了。

一、杜聿明的“慢性自杀”

有人不免要说，新中国对杜聿明不歧视、不折辱，好端端地改造，怎么还让他种下仇恨的种子？仇从何而来呢？

要说从何而来，杜聿明自己的固执是主要原因。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大局已定，杜聿明所率三十万人马被大部歼灭，杜本人被华东野战军生俘。

时任华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听说俘虏了杜聿明，点名要和他见见面，谈一谈。杜聿明坚决不肯，先以手枪自杀未遂，继之又用砖头猛击头部，当场昏倒。解放军军医赶紧救治，等恢复了清醒，杜聿明一直不发一言。

自那时起，杜聿明心里就种下一颗抗拒的种子，共军抓他这种级别的高官大将，肯定会想尽办法利用之，要么劝降后作为政治旗帜，招降国民党将军；要么显而戮之，报复国民党军历年来犯下的罪孽。

进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后，杜聿明与其他国民党战犯一样，进行思想改造。人民政府对这些战犯很宽大，好吃好喝好住，比监狱里的囚犯待遇好得多。只不过，战犯们被要求强制进行理论学习，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杜聿明起初被人称作“花岗岩脑袋”，意思是思想很顽固，不愿接受改造。

每次组织集体学习，战犯们进行体会交流，杜聿明都不怎么说话。

他自杀未遂，进了功德林后更没有条件自杀，索性打起了慢性自杀的算盘。

何为慢性自杀？说白了就是得了病不治，他在战争年代就已得了一身病，1947年肾病恶化，还切除了一只肾。另外还有肺结核和胃溃疡，情况都很严重。（防抄袭标记，本文首发于头条号：有历史）

刚进功德林时，管理干部叫战犯们上报自己的健康状况，尤其是所患病症。杜聿明概不上报，但管理所对战犯们进行了健康体检，三种病都一一查了出来，还都对症进行治疗。

更令杜聿明吃惊的是，管理干部还发现了他另一项疾病：脊椎结核。原来有一次洗澡，因为身体较弱，有一个管理干部陪他一块洗。洗完出来，发现他走路腰挺不直。

管理所感觉不太正常，赶紧送去检查，结果查出来脊柱结核。

这种病除了打针吃药，还要对脊柱进行物理矫正。根据医生的建议，管理所依着杜聿明的身材，做了一个石膏模型，让他天天躺在上面睡觉。

沈醉刚从重庆战犯管理所押到北京，见到杜聿明晚上这样睡觉，他是老牌特务出身，惯用残忍手段折磨犯人，还以为这是管理所发明的什么酷刑。后来一问，才知道是矫正身体。

不过杜聿明对这一套仍不感冒，他对沈醉时时流露出不想苟活下去，很苦恼。可是慢性自杀的计划，又让共产党的好心给停掉了，思想上毫无出路。

有一次，杜聿明正和沈醉闲聊，突然看见王耀武和宋希濂。杜聿明拿手指指两人，问沈醉知不知道他两人的事。

沈醉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

王耀武和宋希濂，国民党军中谁不知道他两个人，当年都是统兵十多万的兵团司令。

杜聿明说，这两个人都不一般。王耀武当年在江西捉了共产党的高官方志敏，宋希濂在福建抓了瞿秋白。当年这两个共党高官，也不是抓来就杀的。蒋介石一开始也是好吃好喝好伺候，要王耀武和宋希濂劝他们投降，结果一再劝降不成，就拉去枪毙了。

沈醉悚然一惊，他明白杜聿明接下来要说什么，怕管理干部听见，赶忙堵住杜聿明的嘴。

杜聿明却笑了笑，说没事，这里言论自由。他又问沈醉，如果共产党来问你投降不投降，你怎么办？如果投降了，你也能当一个洪承畴，带着解放军去平台湾、抓蒋介石。

沈醉不置可否。杜聿明却表了态，如果叫我投降，我自然不降，只好像方志敏和瞿秋白一样，由他们杀吧。

二、高情商的杜聿明

为什么杜聿明如此顽固，要如此效忠于蒋介石呢？

笔者试想，除了他脑袋里残存的封建愚忠思想，还在于他的高情商。

论及国民党大员，杜聿明智商、情商双双高超是出了名的。

黄埔一期生中，第一个当上方面军指挥官的是胡宗南，第二个就是杜聿明。但谁都知道，胡宗南的地位不光靠能力，与蒋介石的同乡关系起了很作用。杜聿明却全靠过人的军事指挥能力，获得蒋介石及一众国民党大佬的认可。（防抄袭标记，本文首发于头条号：有历史。）

这方面的事情，读者朋友们大概都知道，兹不赘言，我们详细说一说杜聿明的高情商。

杜聿明很善于处理人际关系。

军统首脑戴笠在国民党中自成一系，势力扩张很快，引起众多派系不满。土木系大佬陈诚与戴笠早有不和，双方互相不理不睬，土木系大将黄维对军统中人很不满，鄙视形于颜色。

杜聿明却和戴笠保持着微妙的亲近感，大面上虽不敢过于靠近，私底下却有着极好的关系。

抗战中有一次军统的物资积压在云南昆明，由于战事频繁，没有车辆运送。戴笠跟杜聿明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派沈醉带着条子去昆明防守总司令部见杜聿明，杜聿明满口应承，派出军车帮军统运物资。

戴笠这个人风评很不好，不仅气焰嚣张，不把带兵的大将看在眼里。还一度想扩大派系力量，从特务圈超出来，在军队中掌握一定力量。军中大佬之所以讨厌戴笠，重要原因也在于此。

杜聿明身为青年才俊、军界将来的大佬，理应和军中大将一样的态度，为什么与众不同，和戴笠保持这么好的关系呢？毕竟两人一无同乡之谊，二无同学之好。

想来是杜聿明眼光长远，不以为人处世方式而臧否人物，反正你又没来难为我，更没有动我手下的军队，何苦跟你致气呢？

世人陷入麻烦的人际关系，原因大多在于是非之际过于清楚，非黑即白，结果往往把自己搞得很累。像杜聿明这般看得明白也做得明白的人不多。

还有一件小事，也能看出杜聿明过人的人格魅力。

沈醉在云南办事，住在杜聿明的别墅里。杜聿明和夫人曹秀清设酒宴款待。按说杜聿明官阶高，已经是中将，沈醉只是少将，杜聿明却与他平等论交。

宴席上杜聿明一再劝他抽烟喝酒，杜聿明和曹秀清都抽烟，开宴之前，先狠狠抽了一顿，弄得房间里烟雾缭绕。

沈醉不抽烟不喝酒不玩女人，生活习惯一向很好。杜聿明劝他说：“烟酒烟酒，两样都有。不烟不酒，不够朋友。”

沈醉听了哈哈大笑，这么一位统领十万大军的大将军，居然如此平易近人，一下子拉近了感情距离。

沈醉说不抽烟。杜聿明又劝他喝两杯，拿出他最喜欢喝的云南杨林肥酒。沈醉托词说，我入了“礼教”，不能破戒。礼教就是在理会，清末流传下来的秘密民间宗教，标志性特点是不许抽烟（鸦片）喝酒说谎害人等等。

杜聿明听罢一笑，你老弟还有这个爱好，那我岂能强人所难。不能喝酒，菜总能吃吧。说完不停地给沈醉夹菜。然后又神秘地说，你肚子里的东西，该藏的须藏着，不须藏的，也讲出来给我们听听。

杜聿明这番话，说中了沈醉的心事。

沈醉所谓的入礼教只不过是个借口，他生性谨慎，多年以来干的都是情报、刺杀等见不得光的事，生怕醉酒误事，便暗中打定主意再不饮酒。凡是应酬场合有人劝酒，就说入了礼教，不能破戒。

杜聿明先前与沈醉没有什么来往，谁知一眼就看破了沈醉的心机，还能恰到好处地看破而不说破，一下子就拉近了两人的感情。

人生于世，难得一二知己。沈醉从此把杜聿明当成知己，后来还认了杜聿明夫人曹秀清为表姐。

智商高者，善于掌握规律看透世事。

情商高者，善于揣摩人心能做成事。

二者结合，如杜聿明者，乃是人中之人，寻常人很难驾驭得住他。若不是走错了路，被蒋校长领导，人生境界绝不止于此。

功德林里最难改造的，就是这种智商与情商并存的人。

入了功德林，成了待改造的战犯，杜聿明反而卸下了包袱，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来应对中共对他的改造。

你不管用什么理论灌输我，我总有自己的一套东西应对。

你不管用什么硬的软的、放恩示威，我都能看破你的本质。

你要杀，由你杀。

你要关，那就关。

三、杜聿明稀里糊涂地出了狱

然而，谁也没想到，一直鼓着劲和共产党对抗的杜聿明，却意外地因为两个铜板破了防。

这个话头，要从杜聿明治病说起。杜聿明的四种病，肾病、胃溃疡都是需要静养的病，养了一段时间，也就好了。肺结核治了一段时间，也差不多稳定了。

唯有脊椎结核最难治，因为缺乏特效药，当时国内没有这种药，以往都是美国进口。管理所弄不到药，请示了周总理，获批后想办法从香港、澳门进口了一批药。杜聿明了解了这些事，对管理所很感激。他与管理干部聊起来，问道：“这么大费周折，应该花了不少钱吧。”

谁料管理干部只是哈哈一笑，比着两个手指说：“也就两个铜板。”

谁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杜聿明一怔，突然眼泪流了出来。

怎么回事？

原来杜聿明想起了当年落魄时的事。

那还是1931年12月，蒋介石第二次下野，时任团长的杜聿明受连累也被罢职，在杭州闲居。杜聿明不搞贪污纳贿，没积攒多少家底，闲居后没了经济来源，在杭州只能靠黄埔同学会每月接济一点点生活费度日，杜聿明过得相当憋屈。

有一天领着三岁的女儿杜致礼在西湖边闲走，碰见一个卖油炸臭豆腐的，小致礼缠着父亲要买一块吃。杜聿明翻遍口袋，只有一个铜板，可是一块臭豆腐要两个铜板。杜聿明没有一点办法，拉着女儿要走，女儿急得哇哇大哭。

长大后的杜致礼

真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

此时又听见两个铜板，真是伤感。

情商高的人容易想的多，于细微处能体会到常人不能体会到的事。

杜聿明自认是个顽固分子，是共产党劝而不得的奇货，这样抵抗下去，共产党早该烦了、杀了。就算不杀，把你扔到监狱里，任你待着去，谁耐烦给你看病？而且是辗转几道弯，到美国花大价钱进口好药。

试问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亲人，谁能这么受着你的冷脸，还一直耐心细致地照顾你？

即使当年蒋校长，也没有这样过吧。自己身上这几样病，哪样不是在国民党时留下的，又有哪个长官叮嘱过自己去彻底休养一下。

还有一件事，让杜聿明深受触动。

战犯们在监狱里完成力所能及的劳动后，还有一项任务，撰写历史资料。

许多人都不敢写。

沈醉、文强、徐远举等大特务头子都不敢写，一写就是一笔笔血债，死在他们手下的中共党员有多少？他们自己可能都数不清了。

杜聿明还好办一点，他只在1932年时进攻过鄂豫皖苏区，其他时间没有打过红军、八路和新四军。那时候打共军都是以强欺弱，不光彩。后来内战与林彪、粟裕对垒，正大光明，各为其主，倒是没什么心理负担。杜聿明很快写了出来。

写完上交，管理所的李科长看完后，叫他到办公室谈一谈。杜聿明忐忑不安，怕写错了什么挨批评（大家看到这里可能已经察觉到了些许变化，杜聿明也会不安，大概是教育改造潜移默化有了效果）。

去了一趟回来，他坐在自己的床铺上，表情肃穆，不住地深呼吸，仿佛遇到了什么不能自抑的事。

沈醉和他同屋，连忙问他出了什么事。

杜聿明两眼放着光说：“他们叫我写昆仑关战役的事，叫我补全。”

原来杜聿明写回忆材料，其他都写的很详细，唯独昆仑关战役消灭日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这场辉煌的胜利，只是廖廖几笔带过。

李科长问他为什么不写，杜聿明嘴上说这没什么，心里却想的是，我为国民党立下的功劳，怎么敢写在这里。

李科长看破了他的心思，说抗日之功，是为全中国、为中华民族立的功，不是给他蒋某人打的，不必有心理负担，尽管写出来。

杜聿明深受感动。这件事是他人生中最值得铭记的大事，也是中国抗战史值得铭记的大事，共产党是非分明，是国民党和蒋校长绝对没法比的。

一件又一件事，管理所这座狭小的空间，却让杜聿明看到了中共最广阔的胸襟。他那颗顽固的心，也开始有所松动。

1958年，战犯们到秦城监狱农场进行改造劳动。杜聿明和几个战犯一起研究怎么种好葡萄。

杜聿明虽然思想上抵抗改造，拒绝所谓的“投降”，但他智商很高，做事又认真，做什么事都做得有模有样。

在杜聿明主持之下，几位黄埔校友一起种了几棵，结果因为方法不当全死了。杜聿明很心痛，主动写了份检讨交给管理干部，说自己不懂装懂，导致浪费，态度极为谦虚。

后来经过潜心学习请教，杜聿明种的葡萄全都长了出来，他也掌握了很多技巧，附近种地的农民都来向他请教，一口一个师傅的叫。杜聿明自十来岁离开陕西农村老家，就再没碰过农活，此时被几个老农这么一叫，非常有成就感。

到了秋天，葡萄结出了果，杜聿明心里很快活，马上就能吃到自己亲手种出来的葡萄。谁知一天晚上风雨大作，刮得外面的树忽忽作响。葡萄挂枝时最怕大风雨，杜聿明晚上急得睡不着觉，要出去看看葡萄。管理干部怕他淋了雨引发旧病，坚决阻止他去。

第二天雨停了一看，一片狼藉，葡萄果全没了。杜聿明一看，欲哭无泪，别提多丧气了。管理干部走过来安慰，说没事，来年再种。杜聿明叹了一会儿气，边走边说：“我算是明白，江西的老百姓为什么宁可被打死，也要跟着你们当红军。农民种了地，收成却被地主老财剥削走，国民党政府根本保护不了他们，反而和地主老财一个鼻孔出气。红军却是为他们撑腰的，谁为了老百姓，谁害老百姓，这都是明摆着的事。”

管理干部笑道：“你能明白这样的道理真是再好不过，这比收获一万斤葡萄都有意义的多。”

就这么一天天地改造下去，杜聿明心中的壁垒无形中消解了，无论参加学习，谈体会，还是写材料反思国民党的败因，都表现的非常主动。

1959年12月4日，人民政府宣布对在押战犯进行特赦。

功德林关押的战犯，第一批特赦了10个人。

分别是：

杜聿明（被俘前系国民党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

宋希濂（被俘前系国民党华中“剿总”副司令兼14兵团中将司令）

郑庭笈（被俘前系国民党军四十九军中将军长）

周振强（被俘前系国民党浙西师管区中将司令兼金华城防指挥）

邱行湘（被俘前系国民党军整编206师中将师长）

王耀武（被俘前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二绥区中将司令）

杨伯涛（被俘前系国民党第十八军中将军长）

曾扩情（被俘前系国民党立委、中将军衔）

陈长捷（被俘前系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中将军衔）

卢浚泉（被俘前系国民党第六兵团中将司令）

杜聿明听到法院干部宣读到自己的名字，厚厚的眼镜片下，流出两行泪……

四、新生

一开始，杜聿明等人都不太相信，他们真的获得了自由。

杜聿明在北京没有家，家人都在海外，于是政府安排他暂时住在一家旅馆。

为了帮助他们回归社会，北京市派了民政局工作人员殷兆玉也住在旅馆，负责给他们充当联系人。

杜聿明小心地询问他们，能不能出去看看。得到的答复是，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去哪里是你们的自由，随便。

即使是这样，杜聿明仍然小心谨慎。他出了旅馆，第一站就是去天安门广场。

天安门广场他去过，前几年新中国搞国庆阅兵，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也挑了部分战犯观礼。然而那时他是战犯，是以失败者的心态，去看战胜他们的解放军。

此时已恢复自由之身，再去看看，感觉不一样。

只是太久没有自由地行走在大街上，他总觉得，身后肯定跟着公安人员，监视他到底有没有乱跑。

他三步一回头，左看右看，始终没有见到任何像是跟踪的人。

接下来的几天，他又去中山公园、北海等地游玩了好几天，同样没有发现跟踪，他才真的放下心来，好像真的自由了。

入狱10年，改造10年，看着北京街头人来人往，晚上胡同里冒出阵阵炊烟，间或有狗叫一两声，这种安静祥和的情景令人无比心安。而10多年前，那时他是官高位尊的国民党中将，躺在北京阜内医院时，耳中听的是战车轰隆、城外枪炮不断，心里忧的是国民党军败报相闻、前途未卜。

人世浮沉，舛挫一至如斯！

人民政府对特赦后的原国民党战犯，绝不干涉其去留问题。他们的亲朋好友故旧受某蒋介石之托，不断向他们抛出诱惑，企图让他们去台湾。杜聿明的儿女们和妻子曹秀清当年都随败军去了台湾。

杜聿明此时虽一人独居北京，犹如羁旅之人，却拒绝了台湾的诱惑，坚决与中共、与人民政府站在一边。

1960年11月底，人民政府发布了第二特赦命令，杜聿明的小友沈醉也被特赦了。

沈醉来探望杜聿明，见面第一句，别的没问，急切地拉着杜聿明的手说：“你被特赦时，他们有没有问你，投不投降？”

杜聿明一听，哈哈一笑：“难道问你了？”

沈醉也是一笑，终于放下了心中一个疑惑。

杜聿明指着自己的脑袋，又指指沈醉的脑袋：“这里，不是老早就投降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