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二代(军二代和富二代哪个厉害)_1

我出生在70年代初期，由于父母在云南部队当领导，我的物质享受和精神满足程度远远超过了我的同学。他们的父辈是农民或渔民的后代，而我便成了那个没有商品经济时代的标准红二代和军二代，外加官二代和富二代。

一

1983年，我就读于县城中学的初中一年级，学校距离我家不到三公里，同学们住校我走读。进校不久，我就因为学习成绩出类拔萃等优势被选为副班长。为此，父亲将他二手的熊猫牌手表奖励给我，当时全校少有人有手表，因而我所过之处，皆有师生羡慕目光。

那个年代同学们家里都很穷，每一个星期必须从家里背米到学校食堂，由学校代煮饭，每个同学一个星期的菜金只有5毛钱，经常还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我那时身上长期有父母给的一元钱，由于没有其他可以消费的地方，这一元钱就成了给同学们的菜金周转资金，无论哪个同学“断顿”，都可以在我这儿借一毛两毛钱。我也渐渐地在这种相处中成为大家最值得信赖和依靠的副班长。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家里的一个秘密——父亲的配枪放在床头柜里，虽然上了锁，但背后的木板却是活动的，我把活动木板拆开就轻松地拿到父亲的54式手枪。于是，胆儿肥的我经常偷偷将那支手枪装到书包带到学校，下了课就把要好的同学叫在一起，让每个同学可以玩一玩没有装子弹的空枪，了却了大家梦寐以求的真枪梦。就这样，在同学们看来，我实在是太有能耐了。

同时，每年班上组织春游时，班主任总会把我叫去商量。“杨戈，你能不能给你父亲说一说，请他部队上支持我们班一辆车？”通常情况下，父亲都会支持，而且会安排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还有，当时看病尤其难，别说在学校，就是全县也找不到一家像样的医院。同学们一旦生病，除了吃一些偏方“土药”，只能自己熬着慢慢好起来。而我生了病，可以在部队卫生院拿免费药，这也为我提供了帮助同学的便利条件。一旦遇到困难的或要好的同学生病实在熬不住的时候，我就会在卫生院装病拿药，然后偷偷送给同学吃。长此以往，我成为班上无所不能、名副其实的“男神”，同学们除了对我极其信任、拥护之外，还有敬重和敬畏。

二

在转学到县城中学之前，班上已经选好了班干部，班长是渔民的儿子，有着和父辈一样淳朴耿直的性格。他对我特别好，他的身体像小牛犊一样健壮，他告诉我从生下来到现在就不知道生病是怎么回事儿。经验主义告诉我们，一个人如果平时身体非常健壮，十几年不生病不吃药的话，一旦生病病情就会很严重。班长的健康状况，为后来的“凶杀案”埋下了伏笔。

一天课间，班上的同学告诉我班长生病了。我去宿舍看了他情况确实很严重，满脸通红，即使盖了两床被子，还不断地“打摆子”。经验告诉我他得了“发烧病”，须尽快治疗。下了课，我立马叫上两个同学和我一起回家，回部队卫生院“骗药”。回家路上我们一路快跑，目的是为了把身体跑热，制造出“生病”假象。到家后，我又悄悄翻出父亲的“烧酒”，猛地连喝了几大口，顿时五脏六腑翻腾，抓紧用自来水清口后，在两个同学的搀扶下，跌跌撞撞装作神智不清地走进了卫生所。

小卫生兵一看我状况，当即诊断：你得了发烧病，马上给你开药！那时整个卫生所的药，总共不会超过10个品种，可他那天许是见我“病情”严重，给我开了一瓶穿心莲和吃三天的土霉素。“骗药”成功后，我们赶紧离开卫生所，我将药交给随我而来的同学，让他们快速带给班长治病。

第二天，我如往常一样上学，刚走到学校对面的小桥，发现在晨雾中有二三十个男同学急急地向我走来，急切地把我围住。一个同学紧张地告诉我，“杨戈，出事了！班长吃了你给他的药，要被药死了！”

“怎么回事？怎么可能？班长在什么地方？先去看一看”。不知就里的我蒙了，只有一起去宿舍看个究竟。

一赶到男生宿舍，班长的状态把我吓惨了。他身上盖了三床被子，脸色铁青，浑身发抖，嘴角打着颤，流着白沫，嘟嘟囔囔地说着胡话，要不是不停地“筛糠”一样颤抖，活像一具死尸。

“咋个搞的？”我紧张地问。

“班长昨晚把你给他的药，全吃了……”

“啊，那是三天的药！是哪个憨包叫他全部一起吃的？”

“我们也不知道。他从来没有吃过药，后来问他，他说一次吃了，好得快一些……”

“杨戈，你看他还有救吗？”

“救个锤子，吃了那么多药，肯定要死！”

那情那景，我完全被吓傻了。

沉默了一阵后，有一个轻细声音，试探性地建议，“赶快报告老师？”

“杨戈对我们这么好，这么讲义气，你要出卖他，你就是个叛徒！” 那边话音未落，一个洪亮的声音就跟了上来。

这个声音出来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提报告老师的想法。而我浑身发软，万念俱灰，精神到了崩溃边缘。在同学们随后的催促下，我作为副班长和当事人，必须得拿主意。

想起曾经在电影上看到凡是英雄要死去的时候，都会提出要喝水的要求。经验告诉我，现在也必须给班长喝水。于是，我安排每堂课派一个男同学守着要死的班长，用一根线吊一片鸡毛放在他的鼻翼，以随时确定是否还在喘气儿，同时不停地给他喂水。

1983年，我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针对刑事犯罪的“严打”。我和同学们在心里研判，如果班长因为吃了我给他的药而被毒死，这个罪行一定是“杀无赦”的死刑。

这天上午，每节课的课间休息时间，都有一名同学鬼鬼祟祟地走到我的书桌面前。我悄悄问，“活得着不？”来报信同学也悄悄沮丧地回答，“不得行，还是要死……”

整整一个上午，我都是呆若木鸡、沮丧透顶、度日如年。好不容易等到上午下课，我和同学们都没有心情去吃饭。大家再次涌到男生宿舍，理性告诉我们守着的是快要死去的班长，心中却又期待奇迹出现。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一切如旧，班长病情似乎在继续恶化，因为同学吊在班长鼻翼的鸡毛飘动越来越微弱……

“天，咋个整？！”实在憋不住的我突然冒了一句。

“杨戈，你放心，我们大家想好了，如果班长死了，我们晚上把他埋在校园背后的山洞头，决不卖你！”一个同学弱弱地说。

听罢，一阵寒意从我脊梁尾向上窜，这真是一个悲壮而恐怖的想法，然而在我的心里却也有一个想法慢慢滋生、成长。

三

中午，我回家吃饭，为了不让父母看出任何异常情况，我佯装镇定。

吃完午饭，趁他们洗碗之际悄悄拆开床头柜后面的背板，把父亲那把54式手枪再次偷了出来。这次，将柜子里压满子弹的弹匣，也同时偷出来。我暗暗决定：如果班长是因为吃了我给他的药而被毒死，我肯定会被当做杀人犯抓起来。随后会被人民公安宣布，判处死刑，然后作为罪犯被游街、押赴刑场执行枪毙。

多么恐怖和丢脸！如果那么窝囊地死去，还不如我自行了断！

回学校的下午阳光明媚，但我觉得天昏地暗，从未有过的无助感、绝望感充盈着每一个脑细胞，装着手枪和子弹的书包更像一座山，压得我气都喘不过来。到了学校，得知班长病情的发展情况依然不乐观。

整个下午，我都觉得浑身发冷，感觉有无数眼光在悄悄地盯着我，仿佛都在诅咒我这个杀人犯。怀着无比绝望而痛苦的心情，我在快要下课时，用作业本写下了留给父母的遗书。

下课后，男同学们不约而同涌向男生宿舍，无可奈何地静静地守着快死的班长。

突然间，一个同学带着哭腔小声说：“班长死了就用我的席子埋他吧，我还有一床……”

同学们听罢，压抑已久的悲哀情绪突然被点燃，纷纷开始嘤嘤小声哭泣。恐惧已极的我也怆然泪下，但此时更多的是被一种无所谓的悲壮代替，我抱着装有手枪的书包，毅然向大家宣布：“一人做事一人当，自己犯下的罪行决不连累同学，我自行解决！”

同学们更是瞬间哭成一片。

“鸡毛停止了！” 负责拿鸡毛的同学突然一声哀嚎。

大家立马停止了哭泣，涌向班长的床边，只见班长张大嘴巴、瞪大眼睛、白多于黑，像是快要把眼珠子挤出来一样，仿佛死不瞑目！

正当我们六神无主，酝酿更大悲伤之时，“死去”的班长突然一个“诈尸”，硬挺挺坐了起来，吓得大家全部后仰倒一片。只见班长机械地转了转头后，眼珠像是突然被点亮，冒着光一样打探着大家，活像另一个世界转世过来。大家都不敢出声，班长好奇地盯着同学们看了半晌后，幽幽地问道：“你们这是搞哪样？我好球饿啊，有稀饭吃没？”

“你这个被猫杀的小狗日的，差点把老子害成杀人犯！”回过神的我破口大骂，随后情绪完全崩溃，嚎啕大哭。同学们的情绪再次被点燃，全部跟着我嚎啕大哭……

几年后，我随父母转业回到四川。由于那些年通信不发达，和同学们失去联系。三十年后，我再次和我的班长取得联系，得知班长已经担任我们当年就读学校的校长，通话后我的第一句话是，“你差点害老子成了杀人犯”，班长的第一句话答道：“你们也太缺德了，居然想把老子埋到阴暗的山洞里，好歹也应该找块向阳的地方埋噻！”（本文作者：杨戈）

（注：作者单位系江阳区区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