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当这篇文章发出的时候，年初立下的Flag，每月读完四本书，得以圆满达成。

说实话，坚持这样做，还是颇为挑战的。

过往三年，我从2019年的每月读完一本，到2020年的每月读完两本，再到2021年的每月读完四本，画出了指数级增长的曲线。

定目标的时候，书单尚待填充。所以，不时随着各种因缘，为下月排定书单，成为一件乐事。

随之而来，我的《万卷书》系列，也写到了第42篇。

有了一定数量的积累，让适时的回顾变得更有意义。

所以，在这一篇中，我想把读过的书做个梳理，并分享一些自己的读书感受。

让我们开始吧。

大历史观

大历史观这个词，最早我是从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中读到的。简言之，就是以更宏大的视角，通过多维度的穿插，在更大时间跨度下，解构历史和事件。

去年底所读的《西方将主宰多久》，有人认为是本西方的《资治通鉴》，我深以为然。不仅如此，如果把西方二字改为人类，亦为贴切。

基因溯源已经表明，人类种族，无论东西、抑或南北，都来自于大约6万年前现代智人的全球迁徙。由此，世界各地的地理环境差异，跃升为解释文明演化不同路径的主导性因素。

大体上，多样的文明形态，呈现出以中国为代表的农业文明，以及以欧美为代表的工商业文明的两极特征。

在18世纪科技革命到来之前，东方文明曾经领先西方文明长达千年，尽管更早的时期，西方文明拥有先发优势。

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到科技革命，西方文明重新接续古希腊的思脉，并由此进入【自由市场+科技革命】双轮驱动的新发展时代。其结果就是，西方文明开始大幅度领先。

实际上，真正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根本动力，是思想，以及在先进思想指导下的大规模社会实践。

原始文明：人类的主要生存手段是采集与打猎，居无定所，基本与动物无异。农业文明：种植取代了采集，养殖胜过了打猎，居无定所走向城镇定居。工商文明：人造物品大规模生产，全球市场大规模销售，人类在城市之间穿行。

生产力的提升，最大的推动力是科学与技术的深入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最大的推动力是人类协作的深入开展。

在文明演进的过程中，仿佛阴与阳，反噬的力量也在不断积聚。略举几个例子：

财富的累积，刺激了掠夺的欲望，产生了保卫的需求。大规模的生产，带来对自然的大规模消耗，以及大规模的废物需要处理。社会的组织，提高了人类的整体应对能力，也会带来等级差异及新的不平等。知识的累积，让新一代的起点更高，也拉长了教育培养所需的时长。

从【有限游戏】的视角下，东西方的发展，才呈现为交替的竞逐。从更长远的【无限游戏】视角下，东西之分不再那么有意义。

问题的关键转化为：如何寻找新的边界突破，从而让人类能够延续下去。

或许，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崇敬埃隆·马斯克的根本理由。

—

历史观的转变，能够让我们重新理解历史。同样，财富观的转变，能够让我们重新理解财富。

长期以来，经济学领域由牛顿机械论世界观所主导，经济学家在供给与需求之间，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均衡模型。

均衡模型所要面对的最大困境是：如何解释人类近两百年来，所发生的世界范围内的，财富激增现象？

其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选择把研究范式从由牛顿开创的机械论世界观，转向由达尔文开创的进化论世界观。

在这个视角下，经济被视为是一种进化系统。

《财富的起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就的。进化通过简单有力的三步走公式：“变异、选择、放大”，既驱动了生物圈，也驱动了经济圈的进化次序和复杂性。并且，同样的程序不仅促成了寒武纪时期物种多样性的爆发，还促成了工业革命时期库存单位多样性的爆发。

从定义上来说，传统经济学的均衡系统是一种静止的状态，增长需要诉诸外力；而进化系统则意味着变化和动态，从而让增长能够自然发生。

在这个新范式中，我们的目标、理性和创造力确实在经济中起到了作为驱动力的重要作用，但它们只是作为更广阔的进化过程中的一部分而起作用的。

同时，经济进化并不是一个单独的过程，而是物理技术、社会技术和商业设计三者相互联系的过程。借由试错，最适应的商业设计在特定的经济背景下胜出，并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经济波动和增长模式。

最终，我们会发现，财富就是“适合的秩序”。经济财富与生物财富相同，两者都是局部低熵系统，是在适合度函数的约束下随时间进化的秩序模式。从本质上讲，经济也是一种基因复制策略。

在物理学中，秩序和信息是一样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把财富看作适合的信息，也可以称其为知识。至此，我们就有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财富源于知识，而知识源自进化。

—

真的会有身高数百英尺的庞大怪兽，比如哥斯拉吗？

伽利略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等比例缩放会带来非线性变化。

举个例子，当物体的长宽高等比例扩大一倍，在密度不变的情况下，其重量（也就是体积）会增长8倍，而强度（也就是面积）仅增长4倍。持续增长下去，最终的结果就是：自重会超越自身的承重能力，进而压垮自己。

伽利略的洞见，有着深远的影响。在《规模》一书中指出，不仅是生命，就连城市和公司，都遵从统一的规模法则。在多样和复杂的背后，有着惊人的简单与一致。

在生命系统中，有所谓的克莱伯定律，即体重增加一倍，代谢率仅增加3/4。这节约出来的1/4，让生命系统具备了规模经济。不仅如此，生长、寿命与心跳，都受着规模效应的制约。

不仅如此，在城市系统中，物理基础设施随着人口的翻倍，具有15%的系统性节约。等效地，相当于提升了15%的社会互动程度。

社会互动的增长，为思想创新提供了支撑，这也为解决约束城市发展瓶颈的全新方案的诞生，提供了更高的可能性。最终，城市规模的上限，将取决于巨量消耗与天才创意的反复博弈。

在公司层面，公司的自相似特征，超越了国别的差异。对公司来说，许多关键的指标都像生物体一样呈亚线性比例变化，而不是像城市那样呈超线性变化。这表明，公司比城市更像生物体，更加受到规模经济，而非规模收益和创新递增的主导。

有趣的是，公司的代谢率呈线性变化。好消息是，线性比例变化足够支持公司的指数级增长。坏消息是，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公司要想适者生存、在激烈的竞争中存活下来，就必须要跟上指数级扩张的市场脚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公司总是把增长作为第一要务，因为停止增长意味着公司将变得十分脆弱。

再进一步，当扣除通胀和市场扩张因素之后，公司像生物体一样会在成熟阶段停止增长，并终将消亡。

最后，在城市中生活的现代人，面临着根本性的困境：作为生物体，生命的节奏要随着体形的增大，按照1/4次幂规模法则相应减缓。作为城市人，生活的节奏却要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而系统性加快。

这对内在的矛盾，深刻地撕扯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肉体和灵魂。

—

在经济的长周期理论中，虽有流派之不同，然对“技术革命是推动经济长周期的原初动力”这一观点，却有着共识。

细而察之，技术、资本与制度之间，是如何协同演进、共同推动经济长波发展的，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一书中，卡洛塔·佩雷兹女士给出了一般性的模型，堪称泡沫与黄金时代的动力学。

通过梳理过去两百年间，人类社会所经历的五次重大的技术革命，可以直观地看出经济结构中新旧产业出现了大体量的兴替。

划时代的新技术，通常以一组技术创新集群的形态出现。其中，低成本投入品是产业变革的关键赋能者，具备广泛领域的溢出效应，促成整体经济活动的潜在生产率的量子跃迁。而新的基础设施，其本质作用是加速物质、能量与信息的流通速度，提高经济互动的整体效率。

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以更快的速度将经济总量带上一个全新的台阶。

每次技术革命，都像一股破除旧习惯的飓风，在人、组织和技能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变化。由此，包括硬件、软件和意识形态整套工具在内的、新的经济范式应运而生，代表着指导每次技术革命如何扩散的新常识。

按照非常宽泛的划分，每次技术革命的浪潮会历经两个性质非常不同的时期，每段都会持续大约30年。

导入期（the installation period）：早期，技术革命规模虽小，却前途远大；晚期，新的范式举足轻重，成功克服旧范式的抵抗并准备充当大范围增长的推进器。展开期（the deployment period）：新范式重新组织和塑造了整个经济结构，这种力量变成了标准的best practice，并充分发挥财富生产潜力。

总体来说，在导入期，金融资本居于主导地位，生产资本居于从属地位；在展开期，生产资本走上前台，金融资本退居从属地位。

具备反讽意味的是，新范式越成功，在成熟阶段累积的“闲置资金”就会越多，进而投向重大新技术的款项就越多，越能促进下一次技术革命的早日到来。

技术革命在导入期所带来的生产率的量子跃迁，导致“两种货币”相并存，这“两种货币”在一种货币的掩盖下运作。相对价格结构的变化是剧烈的，并具有离心倾向。举个例子，今天用来购买电子和通讯产品的货币，与购买家具和汽车的货币，并不具有同样的价值，而且其差距自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增加。

新范式引发的价格关系的急剧变化，以“两种货币”的直观形态，对旧的生产制度产生强有力的冲击。

正如马克思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表述，技术-经济范式与社会-制度框架之间也是如此。在狂热阶段，两者之间的矛盾深化到极致。最终，这一时期结束时的金融崩溃，成为敦促变革实施的最强有力的工具。迟到的制度变革，开始逐渐跟上新范式的步伐。

改革之后的社会和制度环境，非常有利于发展任何与该范式相协调的机会和可能性。一旦路径被成功地标明，越来越多的队伍就可以加入技术革命的花车游行。而不兼容的创新，由于不能很好地融入现有的框架，这些有利的条件则成为强大的排斥机制。

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包容-排斥机制，有效地保障了当前范式的发展壮大。然而，在几十年现有范式的成功发展之后，环境已经变得过度适应了，又会成为下一次技术革命的阻碍。

就这样，技术、资本与制度在交替嬗变之中，塑造了经济周期的长波演进。

—

大历史观的思路，甚至可以用于书法。蒋勋先生的《汉字书法之美》，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先来看文字的载体。上古先民，以结绳来记事。在仓颉创造文字之后，甲骨与青铜铭文，成为殷商时期的主流。到了秦代，擅长小篆的宰相李斯，成为了石刻之祖。再后来，毛笔简册渐次流行，更加契合的隶书取代了小篆。

此后千年，以毛笔书写于纸张之上，成为了字体演化的共同基石。

再来看文字的风格。自汉以来，千余年间，汉字的书法，在毛笔与纸张的交锋中，迸发出无穷的魅力。这期间，风格取代了器物，成为推动书法发展的源动力。也在这个过程中，书法从外在走向了内心。

汉代的【隶书】，侧重于水平线条的发育。汉唐之间，战火纷飞，国家不断重组。书法的源流，也有了【北碑】与【南帖】之分。大唐一统天下，融合南北，在刚强和委婉之间建立统一的法度，成为【唐楷】诞生的时代背景。

当同样的汉字，以不同的速度书写，就演化成为楷书、行书与草书。汉代的文员，为了书写的速度，先是以隶代篆，进而发展出新的速记法【章草】。进入魏晋之后，文人阶层的介入，让书写的笔画与心情的流淌相连接，从而发展出颇具行气的【今草】。进入盛唐，长安街上，万国来仪。大唐的开放与包容，让草书进一步走向极致的【狂草】。

如果说大唐在包容中所推崇的法度，代表了对间架结构的重视，那两宋则转向了对于意境与个性的追求。

回望汉字的演化历史，甲骨取代了绳结，石刻取代了铭文，毛笔取代了硬物，纸张取代了简牍。每一次载体的变革，都让祖先的技艺，迈入新的时代。

回想魏晋时，王羲之送友人三百个橘子，附带一纸便条：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在今天，同样给朋友送礼物，附带的成了一条短信，大概还会有表情符号：朋友啊，这些橘子是霜没有打过的哈，很难得哦 O(∩_∩)O。

进入信息时代，书写变成了打字，而手机就是那纸张。

在元宇宙的新时代，也许会有艺术家在虚拟现实中，完成书法在三维甚至四维中解构与重构。又或者以其他从未想见的形式，重新定义书法之美。

职场训练

在今年读过的书中，有三本都与职场训练密切相关，被我合称为职场三件套。

在对比中美教育的过程中，我发现差异最大的地方有两个：第一，是体育的重视程度；第二，是批判性思维的有意识培养。

我在工作的头几年里，常常会为需要在公开场合提问而发愁。似乎，在天性里，我更愿意倾听，而不是发问。所以，当我看到尼尔·布朗先生以《学会提问》为题写了一本书，不由得会心一笑。

其实，我现在会觉得，之所以当初不愿意提问，除了性格原因之外，还与批判性思维训练的不充足有着密切的关系。

无论是自己学，还是教别人学，以优质的问题作为思考的导向，都是一种好方法。好的问题，比回答，更能启发人的智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结论的合理性取决于前提条件。因而，无论听到什么结论，我们都有充足的空间，来提出有价值的好问题。

—

刚开始读《金字塔原理》的时候，我对作者芭芭拉·明托女士，所描述的麦肯锡报告的写作质量如此之低，颇感意外。

明托是哈佛商学院的首批女学员，毕业之后加入麦肯锡在克利夫兰设立的新办公室，成为公司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性咨询顾问。

很快，明托的写作天赋开始崭露头角。先是她的上级，随后越来越多、遍布各地办公室的合伙人将报告送到明托这里，请她帮助完善。

1966年，明托被公司派往伦敦，负责提高日益增多的欧洲员工的写作能力。在那里，明托在同事的帮助下，逐渐提炼出写作的【金字塔原理】。

1973年，在麦肯锡服务十年之后，明托选择离开并创办了自己的咨询公司，致力于向人们传授金字塔原理。

现如今，在整个咨询行业，金字塔原理已然成为行业公认的表达惯例。

简而言之，金字塔原理是一种重点突出、逻辑清晰、主次分明的逻辑思路、表达方式和规范动作。而这套方法之所以会有效，其根本的原因是，它让思想表达的顺序与读者的理解力相契合。

通过共性的提炼与思想的分组，金字塔原理匹配了大脑有限的记忆容量，从而让沟通的主题既便于理解，也便于记忆。

话说回来，当金字塔原理成为咨询行业的标准范式之后，我们也要留一份清醒，以避免自己被过度洗脑。这时候，《学会提问》就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啦。

—

你能想象吗，凭借着一份发动机停车的清单，两位飞行员在第一次合作的情况下，就能够在生死攸关的三分半钟，完成高度复杂的水面迫降。

这两位飞行员，是切斯利·萨伦伯格和杰弗里·斯基尔斯。他们在2009年，成功地挽救了全美航空1549号航班上的155名乘员。

为什么常被人忽视的清单，在航空业却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呢？

在过去的数百年间，人类迎来了知识爆炸的全新时代，无知开始在众多领域全面退场。与此同时，内容的丰富也让学习的时间不断延长。

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的同时，人类也越来越依赖所谓的超级专家。与一般专家相比，超级专家有两大优势：他们知道更多重要的细节，而且还学会了如何掌控特定工作的复杂性。

然而，即使是超级专家也会犯错。以美国的医疗行业为例，每年有15万人没能走下手术台，而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也只有这一数字的1/3。不仅如此，许多研究都显示，至少有一半致死病例和严重并发症都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超级专家都会失败，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吗？作者阿图·葛文德医生在《清单革命》中，给出的办法是建立并有效使用清单。

以建筑业为例，清单的建立，是从个体智慧走向集体智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建筑领域的最大进展就是对进程跟踪和沟通过程不断完善。与医疗事故相比，摩天大厦的可避免严重事故发生率，要低很多。

而清单之所以会起到关键作用，是与知识累积的指数级增长密不可分的。当知识与经验已经足够丰富的时候，重点日益转向了如何持续地、正确地运用我们所掌握的知识。

清单有两类。通过任务清单，专家的知识得以复用，有效地节约了每次实施中的脑力。而沟通清单，则凝聚了相关方的专家经验，群策群力，共同探讨意外事件的最佳应对方案。由于是大家协作的结果，方案的落地天然的为各相关方所接纳。这比由某位超级大师单独拍板，却由于各种细节上的欠考虑，而导致最终结果大打折扣，要好很多。

最后，要想让清单真正地发挥作用，还必须顺应人性，关键点比大而全更重要。而让清单长久有效的另外一个关键是，清单要持续改进，永葆青春。

商业思维

《从0到1》的作者，彼得·蒂尔，全身散发着光环。成功创办PayPal之后，作为早期投资者，先后投中Facebook、LinkedIn、SpaceX、Yelp等十几家出色的科技新创公司。

作为著名的PayPal黑帮中的一员，彼得·蒂尔还被誉为硅谷的天使，投资界的思想家。而这本书，是作者于2012年，在斯坦福大学教授的关于创业的课程记录。《创业家》杂志创始人牛文文，称其为：这是一本可以把普通人变成创业者的进化指南。

全书一开篇，作者就提出了看似简单、却又发人深省的问题：

“在什么重要问题上，你与他人看法不同？”

想要答好这个问题，不仅要有与众不同的勇气，更要接纳独立思考所带来的智力挑战。对比认知与事实的反差，最终引出有质量回答的基本模式：

“多数人的认知是X，然而事实却是反面。”

前者，要求我们洞悉同伴；后者，需要我们探索真相。

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模式，虽有几分精妙，却还缺些味道。毕竟，在生活中，对事物的看法经常有多种，这之中总有一些会反主流。

所以，更高质量的回答，不仅会分享对于当下的不同看法，更重要的是，透过它我们能够看到不一样的未来。

而所有这一切，发端于创造者对世界的重新认知。找到这样的分水岭，就可以像上帝一样创造。

—

20世纪以来，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创造着新生事物。有趣的是，这些新生事物，即便是同类，也呈现出泾渭分明的普及度差异。

尽管新产品的命运，很难归因到单一或者某几个因素之上。但不可忽视的是，这其中定位明确、执行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对此，高科技营销之父杰弗里·摩尔通过他的系列著作《跨越鸿沟》和《龙卷风暴》，帮助读者理清了这其中的脉络。

前者侧重市场中的早期产品，如何跨越横亘大众市场之前的鸿沟；而后者阐明越过鸿沟之后，如何在主流市场里快速赢得市场份额并赚取丰厚利润。可以说，两本书共同覆盖了一个新兴产品的全部生命周期。

鸿沟之所以存在，根本的原因在于，消费人群之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消费心理：偏好风险和规避风险。

当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需要从偏好风险的消费者群体，切入到规避风险的消费者群体中来。虽然有远见者很有创新精神，但实用主义者会认为他们太过冒险，因而无法成为可信赖的市场购物参谋人。这就导致，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市场鸿沟，也就不足为奇了。

跨越鸿沟，非常像二战中的诺曼底登陆。成功的关键在于，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集中在一个有限的市场空白中。同时，所选择的市场细分，在占领之后，要能够凭借与其他市场之间的联系，方便顺利进入下一个规模更大的市场细分。

一旦企业成功跨越鸿沟之后，就面临着广阔的主流市场。企业只要不断为整体产品寻找连锁反应市场，就会处在不败之地。

当新产品的客群累积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可能随时形成市场风暴。当过晚采用新产品所冒的风险，开始超过过早采用新产品所冒的风险的时候，风暴的临界点就到来了。

这个时候，消费者群体从低焦虑状态的【风暴注视】，转向高焦虑状态的【风暴警告】。实用主义者的风险规避特征，在这里一览无遗。当变动无可避免时，那就让它越短越好。行为方式上的趋同，就彷佛大草原上的羊群一般，一旦开始奔跑，就停不下来。这就是风暴市场的成因。

当企业退出风暴市场的时候，就进入了主街。这个时候，企业通常都很不顺利，比如预期收益和利润严重下滑，大批管理人员离去，股价大跌等。

主街阶段的产品已经十分成熟，价格的降低为吸引保守型消费者提供了契机。因此，企业应建立一套低成本原则。同时，通过【整体产品+1】的微创新方式，不断规模定制增值产品，通过第二特征创造差异性，以持续吸引最终用户。

其结果就是，在庞大的客户基础上，有限的研发投入创造了高额的利润。在主街上，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产品不需要技术创新，而需要更多的细节。

长久以来，我对高科技公司的新产品是无感的，更别说它们眼花缭乱的营销策略。《跨越鸿沟》和《龙卷风暴》让我第一次对市场营销这个陌生领域，产生了基本的认知。

在此基础之上，再来回看苹果公司以及特斯拉公司的历次新品发布，以及特定时期所采取的营销策略，豁然开朗之感，油然而生。可以说，这一次的系统学习，有效地补上了我的一块认知短板。从此，观察商业的视角，增加了一维。

—

现代文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商业文明。而商业文明深化的一大特征，体现为创业浪潮的风起云涌。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商业模式。甚至有人说，我们进入了商业模式的时代。

在《商业模式新生代》这本书中，作者漂亮地完成了设想：为商业模式的沟通，提供一套共通的话语体系。

为了完成这个目标，作者将商业模式解构为九大模块，共同绘制于一张画布之上。这九大模块涵盖了一个商业体的四个主要部分：客户、产品或服务、基础设施以及金融能力。它们在一起，共同展示出一家公司寻求利润的逻辑过程。

画布上的商业模式就像一幅战略蓝图，管理层通过组织框架、组织流程及组织系统将其落地实施，从而演变成一家活生生的企业。

静态的解构之余，作者还详述了在真实的商业世界中，各种内生与外生的环境发生变化之后，企业将会如何推动既有商业模式的持续演化。

如果我们把外部环境理解为某种“设计空间”，那么新的用户需求、以及新技术等要素构成了“设计动力”，而行业趋势、竞争格局等要素则成为“设计限制条件”。

这样，商业模式的创新，就成为在给定“设计限制条件”下，围绕“设计动力”，在“设计空间”中的最优化搜索过程。

通过将经典的SWOT（优势、劣势、机会及威胁）分析和商业模式画布结合起来，还可以从总体，以及从每个模块的角度，对商业模式进行评估。在此基础上，通过增减成本或者价值要素，可以挑战一个行业的战略逻辑和现行的商业模式。

最终，我们会对现有商业模式，获得更深的洞察。

不仅如此，商业模式的设计与应用适用于任何组织，即便它并没有“商业”属性。不拘一格的模式创新，甚至会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问题提供急需的解决方案。

—

要想深入理解商业思维，读一读创始人的传记，也是个好办法。

《富甲美国》的作者，山姆·沃尔顿从美国小镇起家，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一手创办了沃尔玛。作为全球最大的零售集团，沃尔玛成为了所有有志于了解或者从事零售业者的圣地殿堂。

1991年底，为零售事业奋斗了一辈子的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先生，生命接近了终点。这个时候，老爷子做了一个决定：趁着还能动，把全部身心投入到自传的写作之中。

沃尔顿很早就发现了折扣销售的精髓，那就是薄利多销。如果低售价能够带来更高的销量，那么留给企业的最终利润就会净增长。或者，用投资的行话来说，这就是以量补价。

为什么价格的降低，能够带来销量更大幅度的增长呢？

这背后，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是符合幂律分布的。伴随着收入的降低，相应的人数却呈指数级增多。另一方面，单价的降低，本身就使得每个人可买的东西，变得更多。而想要更多，实际上是人性的体现。看看超市的引流商品，无论是鸡蛋，还是卫生纸，都给这一点做了最好的注脚。

所以，选择天天低价，就天然的和消费者站在了一边。一旦折扣销售这个鲇鱼入场，传统渠道自然就会败下阵来。

一旦洞悉零售业的秘密，选择一切围绕顾客作为企业的宗旨，就变成了题中应有之义。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转变。一方面，大城市中心的人口和商业开始向郊区转移。另一方面，随着电视和战后新型汽车的出现，赶时髦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城镇化飞速发展的同时，那些住在乡村和小镇上的顾客，和他们那些离开农场搬到大城市去的亲戚朋友一样，也想要买到上好的商品。

有了这样的时代背景，我们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沃尔顿眼中的顾客需求，会包括如下的这些要素：比如商品种类丰富、质优价廉、良好的售后、友好懂行的购物服务、便利的时间、免费停车场、愉快的购物环境，等等。

在沃尔玛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开始将供货商与零售商之间那种根本的对抗性关系，转变成为一种两家大企业力图服务于同一顾客的双赢的伙伴关系。今天，我们称之为反向定制（C2M）的理念，实际上沃尔玛早就在做了。

通过这样做，沃尔玛能让制造商很方便地了解到公司六个月或是一年，甚至是两年之内的产品需求。整个商品生产与交易过程效率的提高使得制造商得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能使沃尔玛的定价更低。

实体零售店，能够在多大范围内实现异地复制与扩张，本质上取决于公司的管理半径。

沃尔玛的异地扩张策略是，在别人忽略的小城镇里开设大型折扣店。通过领先行业十年的计算机系统的应用，沃尔顿成为了有史以来利用信息掌控“老板不在”状况的最好一人。

就好像计算机里常用的贪心算法，沃尔顿的展店策略呈现着清晰的局部最优特征，称之为向外渗透、向内填充的策略。通过门店选址、配送范围和管理半径三个维度的优化支撑，沃尔顿一个州接着一个州、一个县接着一个县地填充自己的营业地图。

通过密集开店，沃尔玛最大化了单店所能获得的配送和管理支持，从而有效地抑制了对手的竞争。策略的成功实施，使得沃尔玛在整个70年代迎来了高速发展期，门店数量从1970年的32家增长的1980年的276家。平均每年会开设50家分店，十倍于主要的竞争对手。

此后，沃尔玛通过建设自动化配送中心，开启了全国扩张。凭借着科技的赋能，沃尔玛持续拓展在通讯、配送和运输方面的优势，产生了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其结果是，沃尔玛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了低成本结构。

管理方面，沃尔顿倡导亲历亲为，他定期开着飞机四处巡店。沃尔顿发现，资方怎样对待员工，员工就会原样照搬以同样方式对待顾客。因此，通过与员工结成真正意义上的伙伴关系，沃尔玛做到了上下拧成一股绳。

最后，通过有效的反馈机制，确保公司始终充满变化。小到诸如门店货架的摆放、设置门店迎宾等，大到采用卫星通讯保证总部和门店的实时联络、对调总裁和CFO等，而这些变化是沃尔玛保持活力与商业敏锐度的关键。

可以说，看懂了沃尔玛，就看懂了现代零售业的本质。

—

今年读到的另一本创始人传记是《鞋狗》，讲述的是运动服饰品牌耐克的成长故事。

耐克的创始人，菲尔·奈特，是一个十足的小镇青年。凭借着对跑步的热爱，以及敢于打破常规的精神，在个性团队的聚散离合中，始终不畏挑战高速奔跑，最终成就引领风潮的运动品牌耐克。

尽管创业的梦想让人窒息，但创业的过程却更像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撕扯。

奈特先生从俄勒冈州起步，有时候为了维持公司的运营，需要再去找一份会计师的工作。然而，就像神话中的英雄一样，奈特受到启发、启程上路、经历考验、最终获得成功。在文明的神谕和伟大的品牌之间，完成了一次精彩四射的奔跑。

整个过程，被创始人真实地记录下来。像自传体小说，又仿佛纪实文学。

菲尔·奈特先生，害羞内向，不善言辞，却有着极高的风险偏好。

事业的初期，只身赴日本，空手套白狼，获取了鬼冢虎的美国代理权。事业的早期，年年营收翻倍增长，所赚的利润全部投入下一轮的订单之中。资金链时刻紧绷，稍有不慎，就会断裂。开创耐克品牌之后，短贷长投，拿流动资产获取的短期贷款，投入厂房建设，资金与资产期限错配，要不是日商岩井援手，就会被银行停贷弄破产。日元大幅升值之后，开拓日本之外的供应链，率先在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布局。改革开放之后，成为在中国大陆做生意的首家美国鞋商，并赞助了中国田径队参赛洛杉矶奥运会。

从以上的耐克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体验到，奈特先生所说的：永远不要停止。

这是因为，对耐克来说，停止即死亡。

最后，我们放上奈特先生的原话，大家自行品味他想表达的那种精神。

Let everyone else call your idea crazy……just keep going. Don't stop. Don't even think about stopping until you get there, and don't give much thought to where “there” is.

心理认知

生活中，每天充满了预测和判断。比如，出门要不要带伞，我们就有两种方法：

方法一：瞥一眼天空，看看是风和日丽还是乌云密布，再凭借经验做个推断。方法二：打开手机，查询一下最新的气象预报，这背后是超级电脑的强大算力，以及遍布各地的气象实时数据。

这大概就是老派传统经验法与新派数据分析法最经典的对比案例。

相信现在，在气象台能够以小时为单位，进行更细粒度的天气预报之后，越来越多人的选择，是后者。

然而，当没有足够的科技与数据支撑的时候，我们人类又是怎样做预测、判断和决策的呢？

这就是《思维的发现》想要告诉大家的。作者迈克尔·刘易斯，将晦涩难懂的认知心理学的前沿理论，以妙趣横生的文笔呈现在读者面前。从基本理念来说，这本书相当于更加学术化的《快思考，慢思考》的通俗演义。

你也许听说过大数定律，在足够多的样本中，随机结果所出现的频率，向其概率收敛。也就是说，在大量重复的随机事件中，偶然中包含着某种必然。

然而，样本不够多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不自觉的倾向，把从大样本中得到的结论错误地移植到小样本中，这就是小数定律。

比如，在抛硬币赌输赢的游戏中，随着连续正面朝上次数的增长，我们会越来越强烈地认为下一次就会是反面！人们似乎以为，硬币能够自动地调节正反面，好让它们机会均等。

实际上，如果抛硬币中没有舞弊，无论之前的情况如何，下一次抛出反面的概率都是50%。

当必须要基于小样本做出判断的时候，专家就登场了。基于经验对小样本做出合理的判断，就成为其专业性的体现。

然而，通过审视多个领域，发现即使是专家，也会陷入小数定律的思维误区，从而辜负了大众的信任。在书中，就给出了令人震惊的真实案例。在胃癌诊断对比实验中，结果显示，不但医生们的专业判断能够被简单的计算机算法所预测，而且医生们彼此之间的诊断结果也互不相同；不仅如此，在两次看到同一张溃疡图片后，他们前后矛盾地给出了两种不同的诊断。

这说明，医生们不仅与他人的判断有出入，还与自己的判断相矛盾。不可思议吧？！

这样意外的结果，引发本书的两位主角，通过数十年的不懈研究，来尝试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如此行事。

研究发现，在不确定状况下做预测或者做判断时，人们似乎并没有遵循统计理论来行事。相反，他们依靠的是有限的几种启发式（经验法则），有时能因此做出合理的判断，有时又会因此出现严重的系统性偏差。

这些经验法则（认知谬误），历经漫长的进化历程，深入大脑的底层运作逻辑，因而根深蒂固，甚至日用而不觉。

不仅如此，人们在从原本并无意义的规律中发掘意义时，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才能。对此，阿莫斯总结道：

以一切都不出所料的心态看待昨天的人，终将面对处处都是意外的明天。

两位主角在完成判断与预测领域的研究之后，很自然的走向决策领域。决策领域探究的是人们在形成某种判断之后做了些什么——也就是说，在知道了概率，或者说自以为知道了概率或判断出概率之后，做了些什么。

最终的结果出乎意料：

在面对以收益率为参照的选项时，人们会选择稳妥。

但若把以损失率为参照的选项摆在同一人面前时，他会选择赌一把。

换句话说，人对待损失比对待收益更加敏感。而这一点，同样植根于进化的底层：对痛苦的高度敏感有助于生存。反之，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能够无限度地感受到快乐却对痛苦麻木不仁的物种也许并不能长存。

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在概率面前，人们是用情感而非理性解决问题。

面对这样的困难，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对此，两位主角所给出的建议就是：

那些受高风险决策影响最大的群体，诸如选民和持股人，可能会逐渐对决策判断的实质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他们将学会通过过程而非结果来评价一项决定。

决策者的任务将不再是保证绝对正确，而是要去弄清楚每一种决定有可能带来的后果，然后妥善应对。

正如丹尼尔在以色列做讲座时所言，真正需要的是“从文化上转变对不确定性的态度，并且大胆尝试”。

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塔勒布在写出了《黑天鹅》之后，转向了《反脆弱》的原因吧。既然无法预测，那就有效应对。

—

在自然环境里，雌火鸡是颇为合格的母亲。她会精心照料宝宝，同时积极赶走天敌臭鼬。然而，如果你看到火鸡妈妈被研究人员戏耍的样子，大概就会另有别论啦。

当火鸡妈妈听到预先录下的火鸡宝宝的“叽叽”叫声的时候，她不但不去攻击臭鼬，还会把它收拢到自己的翅膀底下。这个时候，要是把录音机关掉，哈哈，臭鼬玩具就又会立刻遭到猛烈地攻击。

在我们人类看来，雌火鸡的行为荒谬透顶：“叽叽”的叫声可以让它热烈地拥抱天敌。这种记入基因的固定行为模式，彷佛录音机一般，一旦被触发，就会自动播放。

看到这里，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我们难免会有点自鸣得意：这就是低等动物啊。

事实上，动物这种愚蠢可笑的机械反应在人类身上也普遍存在。当某一个触发特征出现时，我们会不假思索地作出相应的反应。

不仅如此，人类的顺从业者，甚至会系统性地利用这些捷径，从而为自己获取更多的利益。这就是《影响力》的作者，罗伯特·西奥迪尼教授想要告诉我们的。

西奥迪尼教授，经过多年的卧底研究，发现六种微妙的影响力武器：

互惠：尽量以类似的方式报答他人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互惠的思想之所以根植在大脑深处，正是因为互惠体系的存在，人类才得以实现劳动分工，通过交换不同形式的商品和服务，合作发展壮大。承诺和一致：一旦作出了一个选择或采取了某种立场，我们就会立刻碰到来自内心和外部的压力迫使我们的言行与它保持一致。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我们会想方设法地以行动来证明自己先前的决定是正确的。社会认同：以别人的行为作为判断标准，根据别人的意见行事。肥皂剧中人为加入的笑声，真的会让观众笑得更多、更持久，哪怕无论是电视剧的导演、编剧和演员，还是电视剧的广大观众，都对这样做很反感。喜好：我们大多数人总是更容易答应自己认识和喜爱的人所提出的要求。这让销售人员，创造出各种情景，让消费者感受到友谊的存在。而一旦找到了友谊这个无比强大的盟友，销售通常就会顺利进行。权威：在长期的教化下，人类对权威的顺从，深入骨髓。即使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成年人，也会为了服从权威的命令作出一些完全丧失理性的事情来。最极端的例子，来自著名的电击实验：三分之二的受试者，可以无视受害者的苦苦哀求、及其惨烈哀嚎，在研究人员的要求下，一步一步地加大电压，直至达到450伏的实验极限。稀缺：物以稀为贵，实际上有两层含义。其一，稀少的东西，相对价值更高；其二，已经拥有的东西变少了，会倍加珍惜。这导致了“数量有限”策略和“最后期限”战术，通常能够大行其道。

我们之所以会进化成为今天的样子，用英国哲学家怀海德的话来说，是因为：

文明的进步，就是人们在不假思索中可以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尽管我们的大脑，远比火鸡或者其他动物要复杂而精密的多，然而考虑到我们所处的时代，信息繁多而又内容庞杂，如果不依赖判断的捷径，我们恐怕很难跟上时代的快节奏。高效率，及其对宝贵脑力的节省，是这背后深层次的动因，也是大脑进化中难以逾越的约束条件。

在尊重捷径的同时，为了保护自己不受诱骗，我们不得不面对如下的关键问题：

什么时候应该顺从天性，什么时候又该保持警惕？

对此，作者的看法是：

倘若顺从业者公平公正地利用我们的捷径响应方式，我们就不应该把他们当作敌人，事实上，他们是我们的盟友，有了他们，我们能更方便地开展高效率、高适应度的生意往来。只有那些通过弄虚作假、伪造或歪曲证据误导我们快捷响应的人才是正确的还击目标。

无论何种影响力武器被滥用，最佳的拒绝时机，是在自己按照顺从业者的建议采取行动之前。这个时候，按一下暂停键，问一问自己：

我是不是中了影响力武器，就像那只听到了“叽叽”叫的雌火鸡？

然后，听一听内心的声音。如果是后者，即使不能微笑着拒绝，也可以再考虑考虑。

—

在10万年历史中，除了过去几百年，人类大多数时候的寿命都不到30岁。以罗马帝国为例，研究揭示，帝国臣民的平均寿命仅28岁。现如今，世界上多数地方人们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了80岁。人类成为自然界中，为数不多的儿女已经成年却仍然健在的高级物种。

于是，长寿成为衡量现代文明发展水准的重要尺度之一。然而，生命却依然还是一条单行线。一旦出生，无可避免的，它的最后一课必定是衰老与死亡。

在传统社会，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一方面，老人的智慧与经验，使其成为文化与知识传承的天然载体。另一方面，子女聚居也为抚养老人提供了天然的便利。

随着时代的演进，新的问题涌现了。老龄化、人口迁徙和互联网，已经深刻地改变了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可能都把彼此的适度分离，视为一种应得的自由。

当独立自助的生活，变得不再能够维持，我们该怎么办？

这就是阿图·葛文德医生，在《最好的告别》一书中，想要和读者探讨的话题。

在此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衰老。实际上，生命老化的故事就是身体器官陆续走向衰竭的故事。衰老，是一系列功能的缺失。

在自然环境下，衰老与死亡的关系，要比今日密切的多。16世纪晚期，法国思想家与作家蒙田曾经写道：

“死于老年是少见、异常、奇异的死法，远不如其他死法来得自然。”

与我们的先祖不同，现代人的寿命，似乎远远超出自然的设定。这使得，当我们研究衰老时，试图理解的并不完全是自然的过程。死亡，变成了无常与医疗之间的反复博弈。

在老去的过程中，我们会经历老年生活的三个阶段：

独立生活阶段：老人具备安全地独自生活的能力；适度照顾阶段：老人具备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但需要适度的生活帮助；全面照顾阶段：老人不具备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需要全面的生活照顾。

实际上，在独立生活阶段，甚至适度照顾阶段，普通的家庭完全应对的来。真正的考验在于全面照顾阶段。

阶段转换的蛛丝马迹，往往是从摔倒开始的。俗话说，人老脚先老。而跌跤，是无法阻止的麻烦的前奏。

进入全面照顾阶段，首先要考虑的选择是：居家养老，还是去养老机构。而老年人所需要的，不仅是安全。

从理念来讲，养老机构存在的意义在于，帮助老人在医学知识和身体局限允许的范围内，过尽可能体面的生活。然而，现实的复杂性是：绝大多数的养老机构，设立的出发点不是为了老人，而是他们的子女。这常常成为老人反对机构养老的核心原因。

让我们换位思考一下：

当我们年老、体弱、不能照顾自己的时候，是什么使生活值得过下去？

除了基本的生存和安全需求之外，大概就是在善意的保护和自立的尊严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吧。

当大限来临的时候，我们需要临终关怀。这个时候的关键问题是，

什么时候要努力医治，什么时候该放弃治疗？

在美国，25%的医疗保险费用花在5%生命处于最后一年的病人身上，其中的大部分用在了最后几个月没有任何明显作用的治疗上。对大多数人来说，因为不治之症而在监护室度过生命的最后日子，完全是一种错误。

生命分水岭的存在，使得善终护理登场了。

标准医疗和善终护理的区别并不是治疗和无所作为的区别，而是优先顺序的不同。

标准治疗的理念是：为了有机会获得未来时间，现在，我们要牺牲你的生存质量。而善终服务，帮助致命疾病患者在当下享有可能的最充分的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说，善终护理提供的舒缓治疗和心理慰藉，成为帮助老人平缓走向死亡的新范式。

实际上，为老去做好准备，应该尽早开始。以避免事到临头之时，在精力不济的状况下仓促应对。

心理方面，年纪的增长，让老人从在意实现、拥有和得到转而懂得欣赏日常生活的愉快和亲密关系。在时间的历程中，年纪让我们实现了平静和智慧的增长。

同时，承认“年纪大了”，会减少内心与衰老的对抗。对生命顺从，才能活得更加自然。

当艰难抉择到来的时候，通过询问（你想知道什么）、告诉（你答案）、询问（你对回答的理解）的方式，争取在医生的帮助下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地分析固然重要，核心还是在于病人能否对个人生命的有限性，有着充分的理解和接纳。

另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生命的末期，病人常常心灰意冷，甚至在死亡的阴影下，惶惶而不可终日。实际上，很多肿瘤患者，是被自己吓死的。

这个时候，家人的爱心与温暖，帮助病人重建信心，成为生存期长短的关键。

正所谓：放下，而不放弃。信心建立之后，下一步关注的重点，就是活好当下的每一天。

这样，就完全有可能，大家共同创造出生命的奇迹。

—

我是没想到，格式塔心理学竟然与汉字的书法挂上了钩。这其中的关联，写在了《写字那点事儿》一书中。

拿到一幅书法作品，白纸黑字引入眼帘。第一个问题，就冒出来了：

我们看到的，到底是白纸，还是黑字，亦或兼而有之？

用格式塔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书法作品，呈现给我们的不仅是笔画，还包括没有笔画覆盖的空白。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汉字笔画的结构安排，也称之为汉字的布白。纸张的二维空间，被汉字的笔画所分割，呈现出星罗棋布的空白。书法家在运笔时，既要注意笔画本身（黑色的部分），又要关照分割空间（白色的部分），在这黑白之间平衡阴阳的关系与比例，最终呈现书法之美，此所谓知黑守白。

那如何才能做到知黑守白呢？

我更没想到的是，写字居然和站桩的六字要求，如出一辙。

首先，是中正：汉字是方块字，在书写的过程中，自然地形成左紧右松、上紧下松和内紧外松的态势。这些松紧关系的约定俗成，让汉字的中正，不是在一笔一画上机械地执行，而是在汉字整体上加以体现。同时，汉字字形的千变万化，使得中正要随着字形，及其书写时的特定表达，而动态的调整。

其次，是均匀：汉字笔画与字形的多样，让均匀的规律，被作者表达为空白类同。即一个字中相类似的空白，其面积大小要基本相同。这里的空白有两类：由相交的笔画构成的确切空白，及由相邻的笔画投射形成的意象空白。

以空白类同作为基本原则，可以推导出进一步的书写规律：

位置决定撇捺的走向；同向笔画平行并等距；不同字的大小要不同。

再深入一点，还可以通过调整笔画的粗细、连断、凸凹，甚至适度的变形等手法，来更好地保持空白类同。

总之，在保证空白类同的大前提下，书法爱好者可以尽情地发挥各种调匀布白的功夫。

最后，是开放：如果说中正保证了汉字的平衡感，均匀保证了通篇的一致性的话，那主笔大概就建立起字与字、字与周围空间之间的连接感。而这种连接感，就是开放的意义所在。

一个字中，有些笔画得到了充分的舒展，就好像一台大戏之中，戏份十足的主角一般。因此，这样的笔画，被称为主笔。与主笔相对，其余的笔画，好像衬托绿叶的红花，被称为余笔。

清人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说：故善书者，必争此一笔。

正因为如此，主笔不仅比其它笔画更长或更粗壮，而且能对汉字的神韵起到支撑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不管特定字的主笔怎样选择，一旦确定，其余的笔画就要主动地配合，而有所退让。

有了这些基础，我们作为普通人，也能写好一般字。

哲学之旅

多年之前，我看过南怀瑾先生的《金刚经说什么》。对这部般若经典的内容，感到十分难解。乃至数年之后，才对当时颇感费解的部分，有了些许感悟。

去年，我重读了这本书。现如今，文字部分的困扰，几乎褪去。于是，我又读了两本与佛学有关的书籍。

第一本，是《洞见》。作者把佛学之中自然主义的部分，纳入到现代心理学和哲学的范畴加以讨论。作者尝试以今天的科学认知，来重新诠释佛学中自然主义的部分，以激发读者的洞见。可以说，这是一次科学与佛学的深度碰撞。

人生中苦的普遍存在，在佛陀的诸多开示中居于核心的地位。毫无疑问，每个人都经历过痛苦。同样的，每个人也都经历过快乐，其中的某些瞬间，甚至还会铭记一生。

那为什么佛陀要格外突出苦的一面呢？甚至会说，苦无处不在呢？

对此，作者举了一个生活中的例子：

吃垃圾食品会使我们得到短暂的满足感，但是几分钟之后，它就会使我们产生急切渴望更多垃圾食品的感觉。

感官愉悦稍纵即逝的享受之后，会令我们渴求更多。针对这种欲壑难填的困境，科学家通过从生化层面观察多巴胺（与快感和快感预期相关的一种神经传导物质）的分泌，研究了这背后的逻辑。

最终的研究结果，揭示出进化的规律：期待带来快感，达成快感消退。进化之所以如此选择，是为了让动物的大脑更多地聚焦于目标的追求，同时并不会由于目标的一次达成就从此止步不前。

唯有快乐易逝，才能使我们陷入周而复始的不满足，进而驱使我们追求更多。毕竟，自然选择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基因传播的最大化。它并不“想要”我们快乐，只是“想要”我们更加多产，而快乐则是诱使我们多产的诱饵罢了。

而感觉的产生，其根本原因是为了趋利避害。于是，感觉的好坏，变成了进化的便捷工具，用于引导生物体从自然选择的角度做出正确的决定。

在感觉的诱导下，我们在本能的怪圈里难以自拔，心理学家把这种徒劳地追寻快感的过程，称之为享乐跑步机。进化让我们在自然选择设定的跑步机上不停地奔跑，永无终点。

佛陀当年所说的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不满足。不满足是双面的，既包括对令人愉悦事物的占有欲望，也包括对令人厌恶事物的逃避欲望。从这个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诠释贪爱，就可以看清楚痛苦（不满足）的源头。

佛陀认为，我们通常对自我的本能理解，往好里说也是有误导性的。我们很容易就将头脑中产生的想法和情感都认作“我们的”，是我们的一部分，但事实并非如此。

通过将“自我”的概念与“控制”的概念相联系，佛陀依次论说自我的五个组成部分（五蕴）都不受控制，因而不能将其看作“自我”的一部分。

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会感到迷茫：为什么我们会感觉、甚至认为头脑中的想法，来自于我们自己呢？

答案在于：我们的“意识自我”有能力使自己误以为是自我在发号施令。

“裂脑”实验及其他类似的实验，清晰地表明：与其说是“有意识动机”，不如说是“动机的意识”。也就是，大脑很擅长为自己的行为找理由，而不是理由驱动了行为。

为什么自然选择会设计出这样的大脑，使人自我欺骗呢？

有一种答案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相信自己，就有助于说服别人相信我们。从自然选择的角度来看，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始终如一、理性、有自知之明的行动者，对你是有好处的。所以，当你的真实动机和你的大脑中与外界沟通的部分失去联络时，大脑的这片区域就会编造出一个合理的动机。

不仅如此，人们还会进一步夸大自己的能力，甚至美化个人的道德品质。甚至，记忆的运转方式又成为我们自大偏见的帮凶。就连复述的过程，也会改变我们的记忆。

所有这一切如此运行的根本原因在于，唯有这样做才更容易说服他人相信我们的故事。

当看清楚“意识自我”在进化上的首要功能是作为印象的管理器官，进化心理学领域逐渐达成共识，认为思维是“模块化”的。人类的大脑是由很多专门的模块组成的，模块可以评估境况并做出反应，模块之间的相互作用塑造了你的行为。而且，模块之间的大多数互动是你意识不到的。

诸多的心理学实验，表明人类做决策之前，可以被人为干预。比如，看了几张女人的照片，一个人的基本财务理念就会发生改变；再比如，如果你问别人：是愿意去人多的地方，还是愿意去清静的地方？正确的答案是，视情况而定！

这一系列的实验，清晰地表明我们大脑的模块化本质。我们每个人都有多重的“次级自我”，即所谓的“模块”，我们会在不同的情境下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行为。

这让我联想到了当下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突破：深度神经网络。如果拿它来类比大脑，相当于我们的大脑可以被动态地配置成不同的模式，用于不同的情境下。

那是什么驱动了大脑的动态再配置呢？

答案是感觉引发的情绪。细想下来，这也挺合理的。

想象一下，当你被激怒，开始扔东西、大喊大叫的时候，就说明你的大脑已经由新的模块负责管理。这个时候，你甚至可以说一个全新的自我诞生了，并控制了你的大脑。

在禅修中，通过内观大脑中想法的产生，就会意识到：

模块在意识之外生出想法，然后将想法注入意识。

与其说“意识自我”想出了想法，不如说想法俘获了“意识自我”。从“意识自我”的角度来看，想法是突然冒出来的。然而，大脑有一种强烈的习惯，与之产生联系。也就是说，“意识自我”不产生想法，它欣然接纳了想法。

在佛陀的开示中，还有一个普遍存在的主题，就是空。有时候，也被称为无相。

心理学家们，通过实验发现，从功用上来讲，感觉就是评价。比如，

有人花48,875美元买下一把约翰·F.肯尼迪的卷尺，显然，他认为这把卷尺里注入了某种总统的“本质”。

这个时候，工作人员过来，抱歉地说道：“哎呀，出错了。刚才那个是水暖工的卷尺。我们会派人把肯尼迪的卷尺送到您家里。”然后你可以观察这条消息的影响。

竞标买家的面部表情变化毫无疑问预示着感觉的变化。刚才还能激起敬畏和崇拜的卷尺，此时却无法带来任何感觉。宝贵的遗物变成了普通的物品，刚才还附着在它身上的“本质”瞬间消失。

在本质这里，同样是感觉，赋予了特定的物品，与众不同的本质。

认清了本质，以及本质和情感的密切联系，就为我们理解空性提供了方便。既然本质来自于情感，同时本质会扭曲真相，那反其道而行之，弱化投射到特定物品上的感觉，自然会引发本质感的同步弱化。推而广之，当本质感全然褪去的时候，“空”的体验就呈现了。

换句话说，“空”的体验，来自于对事物情感反应的减弱。

而在所有的意义被赋予之前，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就处于“无相”状态；但是一旦赋予了意义，就有了“相”，就有了本质。

不赋予任何意义，不给予任何本质，亦即不站在任何特定的立场下观察，世界自然成为一体。

—

《洞见》中关于认知心理学与佛学的碰撞，可谓妙趣横生。而在《唯识方隅讲记》中，我们得以一窥大乘有宗的佛法世界观。

佛学有所谓的大小与空有之分，而唯识宗是大乘有宗的代表。

大乘：以普渡众生为念，亦称为“上乘、胜乘、第一乘”，或者“北传”。大乘：以普渡众生为念，亦称为“上乘、胜乘、第一乘”，或者“北传”。空宗：以遮作表，通过否定的方法来阐发佛学，亦名“中观宗”。有宗：即用显体，通过肯定的方法来阐发佛学，亦名“唯识宗”。

通常对佛学的理解，偏重于空的角度。所以，从有的角度来阐发的唯识宗，对于全面理解佛学，有着独特的意义。

宇宙中的万事万物，若是论起其自性（即本质），可以分为三个大类。

遍计所执者：于无处执以为有，或于有处执以为无。说的通俗一点，就是脑补。依他起者：即依靠众缘和合，得以呈现，无实自体。这类事物，本质上是不空的。依赖的条件同时具备，它就有的。条件变化，它就变了。所以，成为假有，也叫幻有。圆成实者：即是真如，宇宙本体。这类事物，只有宇宙本体这一种。

在佛经里，一般将本质叫做体，属性叫做用。从体与用的关系来看，圆成实性是体，即宇宙实体；依他起性与遍计所执性是体上之用，即一切现象。

在佛家看来，现象世界是无常的，却不是虚无的。现象与本质的关系，与柏拉图的经验世界与理念世界的构想，颇为类似。

无常的现象，其变化的过程有四个阶段：生、住、异、灭，有时候也称为成、住、坏、空，叫做四种有为相。而不变的真如，没有这四种相，是这个现象世界的本质。在哲学里，即是所谓的本体。

康德认为，物的本身是不可知的，我们能够知道的，是物体的属性对于感官的刺激。与康德的本质不可知论不同，佛家认为，真如是可知的。在静坐中，先通过修止，把所有的妄念压低；再通过修观，把所有的执着与概念撇除。这之后，忽然间会进入一种没有概念的境界，没有概念就没有相，那时就是这个宇宙的本体了。

通过修止观，来证知真如，是佛家所特有的。更进一步，当小我散尽、融归大我的时候，便证得了涅槃。

为了广辨依他起性，唯识宗将现象界归纳为三个要素：现行，种子和缘生。

所谓现行，就是显现出的、有形有相的东西。所谓种子，就是一种潜伏的能力。当众缘具备时，种子显现为现行。譬如一粒稻谷便是种子，埋入土壤之后，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便会长成一棵禾苗。

所谓缘生，是讲种子必须依赖条件，才能将潜伏的能力，转化为现实的东西。就像小孩子，基于不同的成长环境，长大后有的成为工程师，有的成为医生，有的成为政治家等等。

这三者的关系，用一句话来概况就是，种子依缘而生现行。

现象界的万事万物，具备两类共同的特征：无常和无我。而一切众生，都有八识。前六识，眼耳鼻舌身意，为我们所熟知。第七末那识，与阿赖耶识一同生起，它有两个任务：作为第六意识的所依根，以及攀缘阿赖耶识以为自我。而第八阿赖耶识，用现代语言来说，相当于保存了构造整个世界全部信息的数据库。

识，作为我们的主观认知力，是如何变出现实世界的呢？

我们以眼识为例，比如我的眼识见到了一座山，就是眼识自己变出的影像。在这个影像的背后，是有实质的。山的本质，来自于阿赖耶识的相分，在那里含藏了能够变出山的无数的种子。

用现代物理学的观点，一座山包含了许多的微观粒子。每个微观粒子，都有其对应的种子，也就是说山是由无数的种子共同变出来的。其实，并没有一座完整的山，只是有同时变现的无数种子产生的结果而已。

一座山这个概念，只存在于我们的第六意识之中。意识把那些构成山的材料综合起来，认为它是一座山。这就是《金刚经》中所谓的一合相，是意识执着的产物。

也许，你会对无数的种子一起变现行感到很奇怪。其实，我们可以用交响乐来打个比方。几十甚至上百的管弦乐器，大家一起演奏，最终形成了交响乐。实际上，并没有交响乐，有的只是众多乐器的同时发声而已。

又好比，我们看到的画面，实际上是由无数光线融合而成，也是类似的道理。这就是一合相所表达的意思，意识执着的一个整体，实质是众多个体因缘和合而成。

有了识变似境的基础，我们就可以讲出唯识宗的基本观点：识外无境。这也是为什么，唯识宗讲万法唯识的由来。

在佛学的各宗派之中，种子说是唯识宗所特有的。种子说的意义在于，为因果流转提供完整的解说。

因果流转需要有一个记录，好让先前的因，能够引发后来的果。为了解释清楚这件事情，宗教界有两种做法。一种是由全知全能的超自然力量，比如说上帝，来记录并促成因果的发生。佛家不认为有上帝，而是把无形无相的业力叫做种子，并将种子含藏在阿赖耶识之中，随阿赖耶识恒时流转。

这样的理论架构，以分散式的形态（无量的种子），取代了集中式的上帝。同时，以阿赖耶识的恒时流转，让因果报应可以自然地跨越肉身的生死界限。

种子说，可以很好地解释习气。在众缘和合的时候，旧的种子生起现行，同时产生新的种子，辗转相依，故名习气。换句话说，习气之所以为习气，乃是新旧种子之间，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的缘故。

现行对种子的影响，称之为熏习，即多次熏而成为习气的意思。这个过程，可类比为印度人制作香油的过程：先杂以花，胡麻受持其香，然后榨取之。

种子说，可以和《洞见》中的模块化大脑理论，相互参照。比如，如果我们想改变习气，压制它是没有效果的，需要做的是培养并不断增强另一种习气，让其在大脑竞争中能够胜出。

再比如，师生之间的传承，本质上是一种相应，即学生的心识与老师的心识相应的过程。相应的越多，传承的越多。相应的越少，传承的越少。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知识水平相当的老师，以及学习能力类同的学生，最终的学习效果却可能千差万别，本质上就在于相应的程度。

现行的因缘和合过程，可以分为十二个阶段，合称十二缘生。概况来说，由与生俱来的无明，所引发的善恶业，促使了生命的开始。新生命的六识，接触外境，产生感受。感受有苦有乐，产生贪爱与执取，再次引发新的善恶业，最终产生生与死。

其中，前十支为因，后二支为果。于是，以过去世的前十支为因，感现在世的后二支为果。又以现在世的前十支为因，引未来世的后二支为果。因果循环的嵌套，合称二世一重因果。

就这样，佛家通过十二缘生，完整地勾勒出生死轮回的因果链条。

而在这链条之中，最关键的环节在于无明，这也为如何打破它指明了方向。

—

李辛老师文字，给人一种安心的力量。所以，去年疫情期间，我读完了李辛老师的三部作品。

在三部作品之中，《经典中医启蒙》堪为基础。所以，在今年的中医临证课程的学习之前，我再一次重读了这本书。

说实话，中医这个话题，在当今时代，不同人看法的分歧可谓巨大。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反倒应该静下心来，认真了解一下中医的本来面目。

中医的生命观是整体性的。而所谓整体性，我的理解大致有这样两个层面：

人体内部：各脏器之间、从人体到细胞的不同层次，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分割线。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天地万物：同理，人类生活在天地之间，和宇宙背景中的其他要素，同样构成一个整体。

由此，我们大体上可以把生命分为三个层次：

物质层次：即所谓的肉身。外伤导致骨折，身上长了肿瘤，皮肤皱纹增多，这些肉体的变化，既看得见，又摸得着。能量层次：也称为能量身体。朝气蓬勃，萎靡不振，气脉通畅，身体滞重。肉身还是那个肉身，能量有时充足、有时匮乏，流通有时顺畅，有时拥堵。精神-信息层次：也称为灵性身体。高兴，抑郁，喜悦，悲哀，清明，浑浊，充满希望，死气沉沉，自立自强，浑浑噩噩。

比之于身体变化的肉眼可见，能量与精神-信息层次的状态，更多地依赖人的感受。只有懂得生命拥有多个层次，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医与西医入手处的差异，以及适合病症的不同。

精神-信息层次，在中医里表述为神。以出生为界，与生俱来的部分，称为先天，也叫做元神；伴随成长逐渐习得的部分，称为后天，也叫做识神。

大致上，先天的部分包括精神魂魄，后天的部分包括志意思虑。先天与后天的区别体现在，是否为后天渐渐产生的意识所影响、干扰。那些附加上的、多余的东西，古人叫“染污”，对应着后天的识神。

能量层次，在中医里表述为气，有时候也写作炁。

中医的初学者，常常被各种气的概念搞糊涂。气的具体表述，就有心气、肝气、肺气、营气、卫气、元气、宗气，还有脾气、足太阳经膀胱气，林林种种。实际上，这些不同的气，本质上是一体的。

而人体的能量，来源有三个部分：

下焦气：也叫先天精气、元气。它属于与生俱来的储备能量，以及生命能量的储备状态，就像是你的固定资产或者定期存款。中焦气：也叫中气、脾胃之气、土气。来自于饮食的摄取与消化吸收，有点像日常的流动资金。上焦气：也叫清气，除了空气、氧气，还包括自然环境中的能量。比如我们在环境优美的大自然中，呼吸都会觉得特别畅快，因为那里的环境能量远高于城市。

上中下三焦，就好比人体的三个能量中心。来自下焦的先天元气，来自中焦的后天胃气，与来自上焦的环境清气，共同滋养着生命，供我们每天的生命活动所使用。

除此之外，三焦外面还有一层卫气，它是我们人体的大气层，保卫着身体的健康。

中医眼中的人体，跟现代科学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注重观察和研究生命的大背景。人禀天地而生，要想健康，需要与这个大背景相契合。在这个意义上，所谓健康，即人的生命活动顺应了自然天地之道；所谓疾病，即与自然之道相背离。

具体来看，中医判断健康与否，有三个着眼点：神定不定，渠道通不通，资源有没有。

而疾病的发展过程，先从生命无形的部分，即精神-信息的层面开始出问题；第二个阶段，到气的部分，能量格局和运行规律开始紊乱；再第三个阶段，发展到有形层面的疾病。

所以，一个人得了重病，绝不是某种单一因素造成的。虽然看起来好像突然发生，但背后花了五年、十年甚至是三四十年的时间来累积这个病，一点一滴，沿着精神-能量-形体的次序扩展、固化。最后，所有的层次都出现问题。

治疗和调理病人，抓住大方向是关键。在中医眼中，邪气通常不是首要的着眼点，首先要关注正气，以正气为本。坚持从常出发，从病人自身的正气出发，是中医治病的特色和优势所在。

中医看病，关注的是人的基本生命运行状态。问诊时，通过拉家常来评估病人生命的基本面，这是中医临证的精华。

辨明了大方向，判清了虚实，接下来医者所为，可以总结为五个要点：

顺其势：在总体思路上，要顺应开阖的大方向。得其机：把握正邪进退的关键时机。利其行：通过泡脚、走路、打太极等辅助配合手段，轻轻推一把。握其度：根据体质虚实、生活状态和季节，调配合适的力量。固其本：通过早一点睡觉，适当的艾灸、站桩、打坐来帮助阖固下焦；吃合适的食物，不吃凉东西来加强中焦。

以上五个原则，既是各种慢性病调治的基本思路，也是“万病一法”的思路。

最后，要想学好中医，经典要读，医案要品，群书要看。千头万绪之中，重中之重是要通过内在训练，提高自身的感受力，以我知彼，感而遂通。就像李辛老师常说的那样：

学中医，要把我们的感受打开，在生活中去体会。

—

今年读书的重头戏，大概也是最艰难的一段经历，就是阅读与写作《中西方哲学史》系列的过程。这个小系列，一共包括六篇文章，分别探讨东方思想与西方哲学的起源、流变和精神内核。

在东方思想方面，我选择的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冯先生从周王朝的政治架构讲起，娓娓道来先秦诸子的由来。

在周王朝建立的封建统治架构下，师与吏两个身份集于一体。然而，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的瓦解，各种知识的官方代表逐渐散落于民间。这些人，有些自己就是贵族，有些是为贵族培育子侄、执行政令的官吏。由于失去了原来的优裕地位，他们只好凭借自身的专门知识与专业技能，开馆招收生徒，传授他们的知识，以维持生计。

于是乎，孔子在《论语》中感慨：“礼失而求诸野”。正是在教师与官吏分化的过程中，诸子百家开始兴盛起来。

先秦诸子，亦称为诸子百家。主要的代表，就是司马谈所称的六家。

在汉语里，“家”首先是指家庭或住家，它表明是个人的或私人的事情。在有教师以私人身份讲学、发表个人的意见之前，谈不上有思想家。

既然这些教师各有自己的专长，又是各人发挥自己的思想见解，于是有些教师以讲授经书、礼乐见长，他们被称为“儒”或“士”；有些教师精通兵法或武艺，他们被称为“侠”；还有些教师擅长辩论，被称为“辩者”；另有一些人以巫医、星相、占卜、术数见长，他们的知识被称为“方术”，这些人被称为“方士”；还有一些人凭对政治的实际知识，献纵横捭阖之策，成为诸侯王公的顾问或官员，被称为“法术之士”；最后，还有些人，具有学识才干，而对当时的现实政治失望，遁入山林，被称为“隐者”。

公元前221年，秦国并吞六国之后建立秦朝，第一个真正统一的中华帝国诞生了。与政治统一伴随而来的，是思想的统一。在宰相李斯的建议下，秦始皇焚书坑儒，以确保法家思想的主导地位。

结果，严酷的统治导致了秦朝的迅速灭亡。汉朝兴起后，许多古代的文献和“百家”著作又重见了天日。与民休养生息的时代期盼，让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在汉初十分流行。

随着国力的恢复，汉朝的皇帝同样想统一全国思想，但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公元前136年，理论家董仲舒提出“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为汉武帝所采纳。此后，在汉朝法令的庇护下，儒学成为国家正统之学，并不断吸纳其他各家的思想。

两汉四百年统治之后，中华大地再次走向分裂。继之而来的四百年间，中国的南北方，分裂为许多统治时间不长的小国。其中，有些北朝的小国，甚至由非汉族的游牧民族建立。

这一历史时期，战争频仍，民生凋敝，老百姓遭受了许多苦难。现实的悲凉，让儒家思想暂时沉寂，新的道家代之而起。与此同时，沿着丝绸之路由西域传来的佛家思想，开始流入中华大地，并在此后的隋唐时期，获得空前的发展。

自此，中华文化的三大流派儒释道聚齐。此后，在流变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相辉映。

中国的哲学，从一开始就浸润在生活中。刚学识字的稚子，拿到的启蒙读物是《三字经》。开篇的第一句，“人之初，性本善”，便道出了孟子哲学的核心。

入学之后，进而要读“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这四本儒家的经典。再加上“三纲五常”、“修齐治平”、“义利之辩”、“天理人欲”等等，可以说圣贤的教导，渗透至生活的方方面面。

如果不幸生在乱世，又或者人生遭遇逆风，也不要紧。儒家这一套行不通了，还有道家可以相伴左右。现实的不堪，可以通过精神的出离，来完成人生的转向与超越。

所有这一切，彰显出中国哲学知行合一的特征，它不仅提供了一套认知外在的思想模式，更是可以据此生活的内在规范。

知识与品德的不可分割，生命实践与知性理念的合二为一，让中国的哲学家，在不同的程度上，都与地球另一端的先哲苏格拉底遥相呼应。

实际上，把哲学与生活紧密融合，是颇具挑战性的。

冯友兰先生讲，哲学是对人生的系统性反思。既然是反思，就带有一定的检讨意味，所追寻的对象，不免要有一定的普适性。这一点，与生活本身的无常与多变性，天然地有着内在的矛盾。

面对多变的外在，中国的哲学家，在反思的原点选择上，很自然地走向了自己的内心。逐渐地，从自己内心的感受与体验出发，成为了东哲儒释道三家共通的原点，并为三家在思想碰撞中走向交融合流奠定了基础。

出于儒家的主导地位，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哲学是一种入世的哲学。可是，如果身处乱世，经世治国的理想抱负，无法施展的时候，怎么办？

这个时候，中国哲学出世的一面就展现了。就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只有融通了顺境和逆境，才能粹炼出心灵的宁静与平衡。

所以，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精神，既不能把它称作完全是入世的，也不能把它称作完全是出世的。它既是入世的，又是出世的。

对此，阳明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有两句诗，描画了中国哲人的努力方向：

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

由于有这样的一种精神，中国哲学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现实主义的；既讲求实际，又不肤浅。

出世与入世的统一，让中国哲学的方法论，呈现出鲜明的特色。最突出的一点，中国思想家的著述，往往十分简短，内容富于暗示。正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

此外，中国思想家的著述重点，是对直觉概念的表达。来自直觉的概念，它的完整的意义可以立即从某个事物领会到。这种基于体悟的感受，只能通过语言给予提示，而不能通过理性加以清晰地演绎。而提示的最佳方式，大概就是类比了。就好像指向月亮的手指，它本身指引着月亮的方向，却并非月亮本身。

在实践层面，当中国哲学把原点选在内心的时候，自然地引发出一个基本的问题：

就做人来说，最高的成就是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哲学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成为圣人。而成圣的最高成就是：个人和宇宙的合而为一。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中国哲学同时具有出世与入世两个面向，作为最高成就的圣人概莫能外。在出世的一面，他的内心致力于心灵的修养；在入世的一面，他在社会活动中倡导教化，好似君王。

这就是“内圣外王”的含义，而中国哲学的使命就是使人得以发展这样的品格。听起来，这有点像柏拉图所主张的“哲学家-国王”理论。柏拉图认为，在一个理想国里，哲学家应当成为国王，或国王应当成为哲学家。

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哲学家成为国王是违反了自己的意志，担任国王是强加给他的职务，对他是一种自我牺牲。道家就很认同这一点。而按照儒家思想，圣人并不以处理日常事务为苦，相反地，正是在这些世俗事务之中陶冶性情，才使人培养自己以求得圣人的品格。

就这样，中国哲学通过内圣外王的一体两面，将两极对立的出世与入世的精神，像阴阳鱼一样综合在一起。

这一点，和大乘佛法的“智不住生死，悲不住涅槃”的思想，即通过智慧和慈悲两大法宝来平衡出世与入世，是一致的。

王东岳先生，将中国传统文化归结为两个字：重德。重德文化，是在东亚大陆的封闭地貌，以农业文明为主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重点是人际之间的伦理关系。

现如今，工商业文明成为全球的主旋律，很自然的，我们会问一个问题：

既然中国哲学产生于过去中国的经济环境之中，它的内容是否只对过去的中国才有意义？

冯友兰先生认为，任何民族在任何时代的哲学里，总有一些内容只对处于当时经济条件下的大众有用；但是，除此之外，还会有一部分哲学思想具有持久的价值。

中国哲学对直觉概念的表达方法，以及超越现世境界的思想价值，很有可能会为下一期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

再来看西方哲学，要从起源说起，必然绕不开古希腊的先哲。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这600年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有犹太先知，印度有佛陀释迦牟尼，中国有先秦诸子。思想的寒武纪，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现代人的生活。

有趣之处在于，尽管各种文明形态在轴心时代都诞生了伟大的宗教和思想传统，但是唯独古希腊发展出了哲学与科学。

之所以如此，离不开雅典人的精神定位。通常来说，雅典人的家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他们从不为装修而烦恼，日常的饮食也非常简单。生活上的节制换来的是充分的闲暇，对雅典人来说，利用闲暇的时光去对话、辩论和演说，那才是人生最大的乐趣所在。

以苏格拉底为界，古希腊的哲学家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合称为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泰勒斯，提出万物的本原是水，并因此成为西方哲学始祖。毕达哥拉斯，将万物的本原归结为数，与中国古代阴阳家的阴阳五行学说，颇有几分类似。赫拉克利特，以其名言“一切皆流，无物常驻”，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用朴素的语言提出辩证法的人。巴门尼德，在寻找那唯一不动者的同时，找到了神之外的存在。

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们所提出的种种理论背后，有一条线索贯穿始终，那就是：

我们经验的世界，只是一种更为原初、基础的实在的表象。

这一思想的诞生，标志着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如果它不曾出现，可能直至今天我们仍然无法用科学的方法，来理解自然世界的任何现象。

第二组，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合称古希腊三杰。

苏格拉底，通过不断地质疑，反复为事物寻找一个最恰当的定义，从而成就了后世哲学家必备的哲学训练方法。苏格拉底自己，则寄望通过苏格拉底方法，发现一些重要的东西，即知识、正义、美、善，尤其是诸如勇气这样的美好品德的本质。

在苏格拉底之前，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自然。苏格拉底完成了古希腊哲学的重大转向，把研究对象从自然转变成人，成为第一个将哲学引向日常的人。

尽管苏格拉底在壮年的时候，经历了雅典民主制最为辉煌的时刻，然而他的后半生却亲历了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目睹了雅典民主制的盛极而衰。苏格拉底把自己视作神赐给雅典城邦的一只牛虻，通过不断地叮咛，来提醒和告诫雅典公民道德的意义。

苏格拉底的道德观，可以简要地概括为：无人有意作恶。人之所以作恶，是因为缺乏知识，没有看见真正的善。更进一步，苏格拉底认为善恶是非是有客观标准的。

然而，最终苏格拉底被雅典公民大会，以“引进新神”和“败坏青年”的罪名判处死刑。面对判决，苏格拉底伏法却不认罪，最终从容赴死。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格拉底之死，构成了他整个人生的最高潮。苏格拉底的死亡和耶稣的死亡，或许是西方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两个死亡事件。前者宣告了哲学与政治的紧张，后者凸显出宗教与政治的冲突。而柏拉图的《申辩篇》实际上将苏格拉底塑造成了一名理性的伟大殉道者，正如福音书将耶稣描述成了一位信仰的伟大殉道者那样。

柏拉图，通过洞穴寓言的譬喻，揭示出二元世界的发端理念论。概括来讲，理念论的核心观点是：

我们感觉经验的对象并不是真正真实的，真正真实的应该是我们通过理性方能达到的理念。

理念是不动、不可分的，以及永恒的。在现实中，诸如圆和美的理念，在物理世界中是无法直接遇到的。具体事物通过“分有”圆和美的理念，而被人们认为是圆和美的。

二元世界理论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意识到感官经验的世界，实际是个低级的实在。由于它们只能接近相应的理念，所以某种程度的缺陷在所难免。柏拉图的二元世界理论，为长达十五个世纪的基督教神学提供了原型，至今仍然影响深远。

柏拉图是哲学史上提出综合性知识论的第一人，他认为知识不同于感官知觉，真正知识的对象是理念。而最高的知识，只能通过理性获得。

柏拉图在代表作《理想国》中，借着老师苏格拉底的名义，对正义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经过个人层面的正义讨论之后，柏拉图的视角转向了城邦。他柏拉图指出了城邦正义的基本原则是：各归其位，各司其职。

通过把城邦中的民众分为三类，柏拉图指出哲人王是理想国统治者最好的人选。

追寻真理，践行良善，达成美好。这大概就是“理想国”的样子。从这个意义来讲，柏拉图的《理想国》与东方文化的内圣外王，在精神内核上是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最为出色的弟子。由于涉猎众多，那些未被物理学收录的内容，被归为到物理学之后的分类之中，成为形而上学一词的来源。

亚里士多德把形而上学称为“第一哲学”。第一哲学在某种程度上比具体的学科更为抽象和普遍，比如到底什么是存在。在他看来，存在就是具体事物的存在。

由此，亚里斯多德提出了著名的四因说，即事物之所以如此存在，是由质料、形式、动力和目的四类原因决定的。

这其中，目的因是亚里士多德最引以为豪的独创性发现之一。不仅是人造物，就连自然物，亚里士多德也认为有目的因。其实，跳脱以人类为中心的视角，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就变得容易理解起来。实际上，事物的自然演化过程，就是自然物的目的。

不仅如此，四因说还为我们提供了整合性理解古希腊形而上学的简便方式：

泰勒斯关心的是万物的始基，即事物的质料因。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萨戈拉关心为什么存在变化，就是关心动力因。柏拉图在他的理念论中思考了形式因，剩下目的因由亚里士多德来提供充分的解释。

在知识论方面，亚里斯多德的思考原型则是生物学，因此他更多地关注变化。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通过感觉经验，运用推论的理性思考获得了关于事物的各种知识。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在具体事物中才能找到理念，体现为形式和质料的结合。因而，理念是共相，即多于一个个别事物的存在。

在逻辑学方面，亚里士多德是对合理推理的原则进行研究的第一人。三段论是他的代表性贡献。

在伦理学方面，主要内容记录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一书中。这本书的核心主题是幸福，围绕着幸福，亚里士多德还探讨了善、德性、自制、公正、友爱等等主题，为我们构建了一个丰富异常的伦理学世界。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是伦理学的自然延伸。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是一种特殊的共同体，它与家庭不具有同构性。

对多样性的尊重，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思维。因而，他反对柏拉图支持的家长制和权威主义，转而指出自由而平等的公民自我管理的重要性。

柏拉图侧重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亚里士多德侧重自下而上的群众智慧。既然是自下而上，必然要依赖一套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则，这就是法律。

亚里士多德抛弃了柏拉图的理想方案，转而寻找适合大多数城邦的“次优政体”。简单说，它在量上实行民主制原则，在质上实行贵族制原则，由中间阶层执掌政权。混合政体贯彻的正是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反复强调的中道原则与实践智慧。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混合政体构想为罗马政治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因为强调城邦政治特别是公民身份和政治参与，他还被视为共和主义传统的奠基人。

—

传统哲学是围绕几个关键问题范畴发展出来的：形而上学关注现实的本质，认识论关注真理和知识，伦理学关注道德与善，政治学关注正义和责任，等等。

此后，西方哲学在寻求理解的努力下，不断向纵深发展。

从横向的维度来看，主要有三次重大的转向：古典时期的形而上学，近代时期的认识论，以及现代时期的语义论。

当古典时期，对外部世界本原的追问，发展到精神从何而来的时候，认识论就发端了。

自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开始，到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绝对唯心主义，再到休谟对基于经验的归纳法的致命一击，以及因果关系不能被感官所直接经验，形而上学的问题退位了。

康德对休谟的怀疑论观点做出了重要且天才式的回应。通过指出经验与感官的先验规定性之间的关系，康德扭转了经验与知识的关系，从而成就哲学界哥白尼的地位。

康德揭示了心灵层面、对感觉施加约束的先验范式，这使得经验世界的知识成为可能。而对于超越经验的本体世界，即他所称的“自在之物”的世界，康德无法躲避怀疑主义。把那些适用于经验世界的规则，运用到超越经验的实在上时，就会产生矛盾和错误。因而，康德更愿意说三个“理性观念”：上帝、世界、自我。

通过明确的认知划界，康德的认识论指出了合法的形而上学理性所适用的范围。

近现代哲学，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局面。以叔本华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者，试图将哲学建立在理性之外。比如，叔本华认为人们往往出于冲动行事之后才会运用理性来对既成的事实加以理性化的处理。

在叔本华的影响下，弗洛伊德发展出精神分析方法，帮助人们理解自己心底深埋着的恐惧、欲望和冲突。而尼采则坚信，世界受到宇宙意志而非理性的驱动，其学说最终被纳粹所滥用。

存在主义者，试图回答：如何在这个荒谬而又非理性的世界中生存？对这个问题，直面人类的困境，为个体的生命赋予意义，成为两位存在主义大师阿尔贝·加缪和让-保罗·萨特的共同主题。

在休谟和康德为人类的理性认知能力划界之后，现象学开始兴起。既然超越经验的世界，也就是自然科学假设的那个“真实”的世界实际上充满了未知和疑惑，那我们就只在经验世界中与现象玩耍，这样疑惑就被解除，就能获得确定的知识。

美国对哲学界的独特贡献是实用主义。就总体而言，实用主义者认为永恒不变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在他们看来，真理取决于时间、地点和具体意图，因此它是随情况更新而不断改变的。因而，观念的意义无非就是它的实际效果的总合。

而哲学的全部功能应当就是对世界观做出考察：这个世界观或那个世界观为真，会对人生的特定层面造成何种明确的影响。从实用主义的角度，人类的行为模式，包括思维在内，都是人使用的工具——人用它们来解决实际问题。

在20世纪，很多美国大学哲学系中的实用主义哲学，被源于英国的分析哲学取代了。

要理解分析哲学，我们先得知道什么是分析。简言之，哲学上的分析就是把复杂的命题或概念解析为简单的。分析，作为一种哲学方法，可以追溯到康德。分析哲学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来自于以罗素为代表的哲学家，力图将哲学表达精确化的努力。

罗素发现，数学概念可以用逻辑概念来定义，所有的数学真理都可以通过形式逻辑的原则来证明，这种理论就是所谓的逻辑主义。而这样做，所涉及的手段，就是分析。

后来，受到同事摩尔的启发，罗素开始认为分析方法适用于整个哲学；其他哲学领域都和数学哲学领域一样，通过分析就能得出清晰明确、无可辩驳的结论。

维特根斯坦是罗素的学生，后来他们成了同事。维特根斯坦认为通过分析，哲学可以揭示出构成真实世界的最终的逻辑元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乃至它们和经验世界的关系。这对师徒，共同提出了分析哲学的第一套重要的形而上学理论，逻辑原子主义。

然而，维特根斯坦在后期，已经对“分析是适当的哲学方法”这一点做了明确否认。其原因在于，维特根斯坦意识到，语言的使用是千差万别的，它们没有普遍的共同点；也根本不存在所有命题都能还原到它的那样一种理想的基本命题。

除了研究方法的更迭，西方哲学还可以根据研究领域做划分。比如，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和宗教哲学，它们的共同点是都与价值有关。

道德哲学，是有关道德判断的哲学研究，也成为伦理学。常见的道德观有三种，人们很容易接受其中的一个或多个。

第一种，是伦理学的怀疑主义，它认为我们关于道德一无所知。这种怀疑论认为，我们不可能知道世上究竟有没有道德标准；即使有这样的标准，我们也不知道它们是什么。

第二种，是伦理学的相对主义，它的基本观点是道德标准是相对的。常见的条件包括文化、信念、习俗等。而条件的主体范围，既可以是社会性的、群体性的，也可以是个体性的。

第三种，是伦理学的主观主义，它强调伦理道德的主观体验。比如，利己主义，会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进而认为人在一切有意识的行为中应当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

进而，道德哲学发展出五种框架：

神意伦理学：我该做什么？这由上帝说了算。奥古斯丁和阿奎那是典型例子。效果伦理学：我该做什么？这取决于何种行为的效果最令人满意。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以及功利主义都是好例子。义务伦理学：我该做什么？这由我承担的道德义务决定。康德是个恰当的例子。德性伦理学：我该做什么？应该像一个有德者那样去行动。根本问题不是我该做什么，而是我该成为怎样的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好例子。相对主义：我该做什么？这取决于我所处的文化或社会。通常，在哲学初学者中，不乏其人。

政治哲学，试图寻求政治存在的最佳形式，并试图描述并理解政治关系和政治权力的本性。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徒，首先尝试在自己哲学的地基上建立起政治哲学。

近代，霍布斯在自然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契约论政治理论。基于几条基本的自然法，霍布斯提出利维坦是达到和平与安全的最佳方式。

霍布斯通过利维坦，首次系统地阐明了这样的概念：国家以及国家的正义都是通过一个协定或“契约”被建立起来的，而契约的订立者就是组成这个国家的人们。

在西方政治哲学中，霍布斯开启了一个重要传统，即所谓的契约主义。契约主义认为，国家的正当性或正义原则的正当性源于社会性的协定或社会契约。此后，洛克和卢梭进一步发展了契约主义。

进入19世纪，两种主要的政治哲学兴起，分别是：古典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亚当·斯密开创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解说了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是如何给每个人带来利益的。功利主义者认为，行为的正确性取决于它所带来的快乐或快感。不过，功利主义者不是利己主义者。穆勒认为，人应当追求的不是他自身的快乐，而是所有人的快乐的最大化，也就是普遍的快乐。

功利主义者们从事的是社会和政治改革，而卡尔·马克思走得更远。马克思所要求的不仅仅是社会改革，他要彻底地改造社会。马克思最为著名的一句话就是，哲学家们仅仅试图理解世界，而重要的是改变世界。

从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匹配度的角度来观察，是马克思关于历史发展的深刻洞见。

宗教哲学，首先要和神学做个区分。

大部分情况下，神学家作为论证出发点的前提、假设本身就是宗教的教义。相比之下，宗教哲学家在试图理解和评价宗教信仰时并不采用宗教的前提、假设。

在西方哲学中，犹太-基督教的宗教传统吸引了最多的西方哲学家。哲学家们努力去理解、评价的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的形而上学、伦理学和认识论的观点，主要包括以下这些：

与上帝有关：上帝存在；上帝是善的；上帝创造了宇宙并且是一切实在的来源；上帝是人格神；上帝是超验的神，等等。与人类有关：人类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人类拥有自由意志；人类能够了解上帝的意志；人类灵魂不朽，等等。与宇宙特性有关：比如有神迹；有超自然的存在；有疼痛和苦难（这一事实必须得与信仰善和全能的上帝协调起来）。与语言有关：宗教语言富有智慧且意味深厚；宗教话语阐述（或不阐述）事实，是（或不是）形而上学的、分析的表达；描述上帝时使用的术语在描述其他事物时意义保持（或不保持）一致。

在这之中，上帝是否存在，成为了关注的焦点。所有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可以归结为四类：

本体论证明：通过思考上帝的性质或者分析上帝这一概念来确立上帝的存在。宇宙论证明：本来可以不存在的偶然事物的存在都指向一个不偶然或必然的存在者，即上帝。设计论证明或目的论证明：宇宙及其部分或结构的明显目的或秩序都指向一个神圣设计者。道德论证明：证明提到了善和善的事物。

从某种程度来说，宗教哲学的历史就是对这四个证明的不同版本和不同部分的持久争论。

—

王东岳先生，将哲学做了广义与狭义的区分。广义的哲学，可用于涵盖任何达到“形而上”的思维。狭义的哲学，基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研究，仅见于古希腊。

谈到古希腊，首要的问题是，为什么狭义哲学，仅见于此地呢？

这需要从人类的三种用智方式谈起。第一种方式，叫信主。其基本思路，是在宗教信仰下整理文化。

古希腊人，信的是众神。但古希腊的神，非常接地气，拥有着与人类一样的欲望与弱点。实际上可以说，古希腊的众神，是人格在天空舞台上的另一重展现。因此，古希腊的神学，不构成思想压抑的状态。不仅如此，古希腊的神学，反而成为古希腊哲学家智慧调动的一个启动点。

第二种方式，叫重德。重德文化，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和基础，进而堵塞了其他智力调动的通道。产生的结果就是，自先秦时代，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学者很少有过对自然学的整体追问。

重德文化，对中国思绪的明显遮蔽，伦理道德之外的思绪，被孔子称为异端，并号召大家对其进行攻击，从而消除异端思想所可能带来的危害。由此可见，在重德时代对思想压抑的程度，何其之重。

第三种方式，叫爱智。爱智，就是哲学一词在希腊文中的本义。在日常生活中，智慧的调用主要是在实用层面，所以称为学以致用。然而，古希腊哲人认为，但凡能够应用的学问，它就是学问的完成态，不再构成学者应该继续追究的课题。

这种只研究不能用的东西，纯粹的无用之学，才叫哲学。在这一点上，它和中国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思路，刚好相反。这就是，为什么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会这样说的原因：

我听过许多人谈话，在这些人中间没有一个人，认识到所有的人都离智慧很远。

因而，爱智是一种智能运动的非常规特殊调动方式。

了解了三种用智方式之后，很自然地会问：为什么爱智成为古希腊的首选方式呢？

简单来说，答案是：由古希腊的地理环境造成的。碎片化的地理结构，不利于农业、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经济基础，以及非统一性的城邦政治格局，共同缔造了古希腊思维的开放，和思维多样化的交流。

在各个不同城邦和不同地域，可以发生不同的思绪，然后在便利的交通条件下，不同的思想不断地发生碰撞与交流，激发起智慧潜能的充分调动。这一切，共同为古希腊哲学的诞生与茁壮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客观基础和外部条件。

西方文化，基本的展开形式，叫假设与证明。所谓假设，即我不承认我所看见的是实在，它只是假象或者现象。既然我看到的都是假象或现象，那么实在和真存是什么？

于是，我就只能假设。有了假设，自然就需要证明。而且，既然是假设，眼见为实的证明，当然无效。由此，引发了逻辑学的开端。

纵观西方哲学的发展历史，最大的特点是哲科一脉。

为什么自然哲学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就会必然引出科学的诞生呢？

科学的诞生，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在当时，所谓科学，实际上是博物学或者自然哲学分科化的产物。我们把这个分科之学，简称为科学。

亚里士多德，从实体论的角度详细探讨了分科之学。他把当时的知识，分为物理学、形而上学、生物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等，总数达19门之多。所以，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是科学的开端。

因而，所谓科学，本质上就是哲学思想模型的大信息量、分科处理状态。比如，我们今天讲的数学与几何学，就是由毕达哥拉斯与欧几里得这一批古希腊哲学家缔造的。

当初，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创造科学应用工具，而是为了寻求世界存在的终极原因。因而，数学与几何学，从一开始就是纯粹的哲学产物，是形式因追究的终极结论。到了今天，它们成为整个科学工具最基本的思维方式。

再比如，原子论是当年古希腊哲人质料因追究的一个终极结论，也是纯逻辑推演的产物。到了19世纪，卢瑟福把它做成行星系模型，刻画成电子围绕原子核在空中运转的形态。直到今天，粒子物理学的前沿研究，仍然还在努力回答2500年前由留基伯和德谟克里特提出的问题。

罗素晚年，针对哲学和科学的一脉相承，在《哲学问题》中指出：

所谓哲学，就是对科学问题的前瞻性、非确定性讨论。

也就是说，这种提前对问题加以讨论，却不能达成精确而确定的讨论结果的状态，叫做哲学。换句话说，哲学问题，是科学问题的提前探讨，是信息量不足情况下的预讨论准备。

因此，哲学带有科学问题的前导和引领作用，构成科学后继展开的前驱角色。反过来，凡是不产生狭义哲学的地方，都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系统文化。

哲学与科学的深度融合，还体现在历史上的哲学大家，或者本身就是科学大家，或者对自然科学十分熟悉。同时，在西方真正懂科学的人，他一定有基本的哲学思维在前面，进而导出科学的高深进展。

在崇拜的同时，我们对科学要有清醒的认识。知识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信息的先验整理模型，因而科学绝不是客观真理。同时，受递弱代偿原理的制约，

我们的知识，不是一个随意进取量，而是一个自然规定量。

最后，我们可以做个总结：

宇宙万物的发展过程，就是信息增量不断产生的过程。

新的信息增量，通过挑战原有思想模型的广义逻辑自洽，而带来逻辑变革。

由此产生新的思想模型，涵盖新的信息增量，达成新的广义逻辑自洽。

正是在广义逻辑自洽和失恰的不断运行中，在逻辑变革随着自然信息量的增大而发生的过程中，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知识增益和知识翻新的含义。

后记：思与学

有朋友说：前三年的阅读量都在翻倍，那2022年，不是要每月读完八本书啦？

你知道的，任何事物的指数级增长，只能在约束条件之内维持。一旦接近约束的边界，调整就会不期而至，甚至还可能很剧烈。

所以，我还是放慢一些速度吧。

孔夫子曾经感叹：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

杨绛先生，把夫子的文言，翻译成了白话：

现代人的问题在于，书读得太少，而想得太多！

对此，我自己的体会是，很多让人头大的问题，实际上早就有人研究过，而且还很系统。

而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只是找到他们的作品，认真地读上一读。

我想，新的一年，阅读会继续成为我生活的主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