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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丽萨突然感觉不对劲。

房间里没人，浴室一直锁着门。

时间太久了。

她敲门，试探着喊：“妈妈！”

里面无人回应。

大事不妙。

她从包里掏出洗胃器，准备用蛮力撞开门。

门却开了。

她的妈妈走出来，对她的呼叫毫无反应，眼神涣散，像只游魂。

再看浴室里，药片洒了一地。

还好，虚惊一场。

这是她们生活的日常。

这样的虚惊一场，她已不记得发生过多少次。

她出门必带洗胃器，为了随时抢救妈妈。

妈妈每天都离不开药。

镇定剂，兴奋剂，助眠剂……

医生说，她只有五年寿命了。

她不管，执意上台表演。

人们爱惨了她，朱迪·嘉兰。

她是最成功的童星之一。

被评为美国百年来最伟大的女演员第8名；

第一个获得格莱美年度专辑的女明星；

两次奥斯卡提名；

得过一次金球奖、一次托尼奖、一次艾美奖；

1997年，被格莱美追授终生成就奖。

可惜，她是观众的宠儿，却是上帝的弃子。

1969年，她长眠于世，年仅47岁。

死前一身狼藉，痛病缠身，落魄不堪。

身为女儿，丽萨松了口气。

她说：“朱迪一直紧绷着活着，从未收获幸福。可能在她死的那一刻，才是真正的幸福。”

说起朱迪·嘉兰，人们总要提起另一个童星秀兰·邓波儿。

那部让朱迪名声大振的《绿野仙踪》，就是从邓波儿手中捡漏得到的。

传闻当时邓波儿要价太高，导致米高梅没有选择她作主演。

过早出名的孩子，难免容易傲慢。

但朱迪与邓波儿相反。

她的每一步，都走得战战兢兢。

从踏进米高梅的那天起，她就学会了伏低。

签约时，她13岁。

这是一个相当尴尬的年纪。演儿童不合适，演成人又太小。

她没有合适的片约，在公司一直没有存在感。

更何况，她外貌也不出众。

她只有1米51，鼻子不够挺，牙齿不够整齐，体重还超标。

同期的女艺人有爱娃·加德纳、拉娜·特纳、伊丽莎白·泰勒。

有这些大美人压着，想出头比登天还难。

公司的高层喜欢拿她开涮。

以梅耶为首，他们给朱迪起外号，“小驼背”、“胖怪物”……

哪怕后来她成名了，也摆脱不了这些名字。

有一次参加聚会，梅耶领着她，对别人炫耀：“她原来可是个驼背，还不是被我捧起来的。”

朱迪只是小心陪笑。

她已经习惯了。

后来接受采访，她自己也说：“我是一只扎小辫的小猪罗。”

外貌被讽刺，使她对某些事情后知后觉——

他们一边贬低着她的外形，一边觊觎着她的身体。

在《绿野仙踪》里，她是无忧无虑的桃乐丝，与纯善的友人为伴。

在现实生活中，她是落入狼爪的孤女，在豺虎肆虐中丢失自我。

有一天，朱迪在片场闹情绪，拖累了拍摄进度。

她哭着说：“我已经累到忘记自己是谁了。”

梅耶把她带到角落，“开导”她：

“你是矮胖又龅牙的乡巴佬，你爸爸是个同性恋，你妈妈只在乎我怎么评价你。现在想起来你是谁了吗？”

他身形壮硕，罩住朱迪小小的身影，像个厚实的碗。

他的指尖在她胸前轻抚，像在施咒，也像在欣赏得意之作。

朱迪不敢动弹。

只是怔怔地道歉：“对不起，我不会再犯了。”

后来这就成了常态。

公司开例会，他把朱迪带上，让她坐在大腿上，当众抚摸她的身体。

更过分的是，他还鼓励其他同事效仿他。

直到多年后，朱迪才意识到这是种耻辱。

参演《绿野仙踪》的雷·博尔格说：“朱迪是从未有过童年的孩子。”

不止是因为朱迪过早地面对成人的肮脏。

还因为，除了拍戏，她真的一无所有。

朱迪在米高梅蛰伏3年，等到了《绿野仙踪》。

此时她已16岁，却要演一个12岁的孩子。

公司想尽一切办法，隐藏她已经发育的曲线。

减肥是最直接的手段。

为了抑制食欲，她被逼着每天抽80根香烟。

平时吃饭，只能喝鸡汤、黑咖啡。

有一次，朱迪实在太饿，偷偷喝了杯牛奶。经纪人很快发现了，马上向梅耶告状。

他们监视她，操控她。

毫无同理心可言。

有一年朱迪过生日，他们给朱迪办了个派对。

朱迪看到桌上的生日蛋糕，问：“我能吃吗？”

经纪人说：“当然不能，你拿着它摆拍几张照片就行。”

多年后，朱迪在采访里说：

“我和公司之间常常会因是否要吃、要吃多少、该吃什么发生冲突。在我的童年印象中，没有什么比这个记忆更深刻了。”

节食只是痛苦的一部分。

当时，《绿野仙踪》号称是史上投资最大的影片。

为了控制成本，他们要求朱迪超负荷工作。

朱迪每天在片场拍摄十几个小时。

回到家吃完两片减肥药，就开始看剧本，背第二天的台词。

睡眠的时间只有4小时。

“他们让我日夜不停地工作，给我吃药，确保我精疲力尽之后还能站起来。

然后将我带到演播厅的洗手间，用安眠药放倒我。

4个小时后再给我喂兴奋剂，这样我就可以连续工作72小时了。”

药物左右她的人生。

从此，她坠入地狱。

永劫不复。

吃药久了，副作用也来了。

她的情绪完全不受控制。

迟到，发脾气，耍大牌。

随之而来的是被痛斥，被退货，被曝光。

越是被换角，就越害怕失去。

越害怕失去，就越要靠药物振奋。

1947年，《大海盗》拍摄期间，她爆发了严重的神经衰弱，被送去疗养院。

1948年，拍《金偻帝后》时，她已经越来越不满足。把安眠药和吗啡混着吃，就着烈酒吞下去。

第二天，偏头痛折磨得她死去活来。

与朱迪合作过的人，不忍心看她继续这样。

导演查尔斯·沃特斯说：“这对朱迪产生了巨大而持久的危害，我觉得这会影响她一辈子。”

制片人曼凯·维奇建议朱迪赶紧接受治疗。

朱迪也想过自救。

有段时间，她每天都抽出时间，跟心理医生见面。

但这种做法很快遭到了反对。

一台机器，只被允许高效运转。

这是朱迪的宿命。

他们绝不让朱迪做拍戏以外的事。

可笑的是，这个“他们”，不光指的是公司。

还包括了朱迪的至亲。

说起来，用药物控制朱迪，还是母亲传授给公司的秘诀。

1924年，她发现朱迪是颗摇钱树。

朱迪家有个小型剧院。

那年的圣诞节，朱迪出于好奇，吵着要上台表演。

她唱了首《铃儿响叮当》，歌声嘹亮，童真稚气。

观众喜欢她。

母亲当然也看到了商机。

自那以后，每天都叫朱迪上台。

从2岁到13岁，朱迪已小有名气。

白天上学，晚上表演。

这对一个儿童来说，太累，太残酷。

但对于母亲而言，这是生活的唯一希望。

朱迪的父亲健康堪忧，赚不了钱。一家人全靠女儿唱歌养活。

9岁的某天夜里，朱迪睡不着。

她为明天的演出担忧。

她对母亲说：“我的嗓子累了，明天我可能唱不好。”

母亲掏出了镇定剂，让她快点入睡。

第二天，又让朱迪服下兴奋剂，确保她有力气演出。

后来母亲发现，药实在太好用了。

朱迪在她手里，像个智能机器，随她调节想要的状态。

这是朱迪噩梦的开端。

朱迪害怕母亲，从不敢反抗。

她在自传里称母亲是“真正的邪恶女巫”。

每次登台，母亲都会站在舞台两侧。

要是朱迪状态不好，她会恐吓：“你给我上去唱，不然我就把你绑在床柱子上，打断你的腿。”

但残酷的现实，未必催生出早熟的女孩。

1943年12月，朱迪21岁，拍摄《遇见圣路易斯》。

在戏中，她与6岁的小演员玛格丽特饰演一对母女。

回忆起来，玛格丽特说：“在戏外，我们更像同龄的伙伴。”

她们在片场跳皮筋，趴在地上玩扑克。

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当红明星。

她分明是个小孩。

一个从没玩够的小孩。

神奇的是，这样的朱迪，当时竟然结婚了。

公司和母亲联起手来，打压她，榨干她。

某个瞬间，她突然生出了念头：要走出困境，只能靠婚姻了。

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作曲家大卫·罗斯，年长她12岁。

婚礼是在一众反对声中进行的。

梅耶大怒，拒绝出席她的婚礼，也不批准她放假度蜜月。

母亲也对她说：“你可以拥有孩子，但绝不是现在。”

这一年，朱迪19岁。

她的人设是“邻家女孩”，此时正是她的最佳花期。

一旦结婚生子，她再也不适合这个人设了。

可朱迪还是怀孕了。

梅耶立马下指示：“我们绝不能让朱迪这个宝宝拥有孩子。”

第二天，一辆车把朱迪接走，不由分说。

他们押送她到洛杉矶市区外，在一个非法场所进行打胎。

朱迪撑着虚弱的身子回家。

跟大卫说起这事，才知道大卫早已被公司说服了。

公司+母亲+丈夫，统一战线，枪头对准朱迪。

这是一次背叛。

出其不意，猝不及防。

朱迪痛定思痛。

1944年，她离开了大卫，继续寻找她的救世主。

因为急于解困，她常常看走眼。总是所托非人。

她招惹娱乐圈的花花大少、多情浪子。

有段时间，她主动追求过作曲家亚提·萧。

但亚提讽刺她：“要是我们结婚，你准会生出一片安眠药。”

她的求爱之路如此坎坷。

荆棘、苦难、变节、嘲弄，哪一样都多过幸福。

好在她迎来了转型之作《火树银花》，也结识了第二任丈夫，米高梅的导演文森特。

因为转型成功，这次梅耶没再阻止朱迪。

不仅送了昂贵的新婚礼物，还批了朱迪3个月的蜜月假。

可他又在盘算别的。

当时，朱迪的合约期只剩两年。

她打算以后去百老汇发展。

梅耶不肯放手，借文森特来牵制朱迪。

后来他果然成功了。

朱迪又续约了5年。

也正是这5年，让她逐渐失控，秩序紊乱。

她的药量越来越大。

她也越来越喜怒无常，精神紧张，怯场。

拍摄《疯狂的女孩》时，由于剧情需要，片场总是传出枪声。

每一次枪响，朱迪都惊慌失措，痛哭不止。

她的记忆力也在变差。

一句台词往往要NG几十次。

记不住台词，表演又失去灵性，还情绪不稳，大发脾气。

她折磨着自己，又折磨着别人。

曾经有个导演，听闻要拍朱迪，吓得当场崩溃求饶。

文森特也受不住她的影响，创作受阻，提出了离婚。

1950年，她连续被三个剧组除名。

她这台机器就快转不动了。

米高梅终于决定解雇她。

15年了，朱迪终于等到这天。

可是她高兴不起来。

现在的她，已成为毒瘤。

人见人怕。

没了米高梅，还有谁愿意要她？

听完消息，她拿起剃须刀走进洗手间，刀口对准手腕，用力一划。

可惜没死成。

她还要在这个世界活活受罪，承受流言蜚语。

很快，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事。

记者媒体接连炮轰。

说她炒作，骂她疯子。

朱迪说：“我时常觉得自己生活在暴风雪中。”

她要逃离暴风雪，逃离好莱坞。

1951年，她孑然一身。

带着千疮百孔，从头开始。

拖着病入膏肓的身体重新开始，谈何容易。

朱迪没有得过奥斯卡。

两次提名，总是差点运气。

1954年，她出演《一个明星的诞生》。

那说的是一个过气明星的故事。

怀才不遇，东山难起。

还有谁比朱迪体会得更深刻呢？

她演得至真至切。

拿到了金球奖最佳女主角奖。

所有人都看好她冲奥。

颁奖那晚，她在医院待产。病房里挤满了电视台的人。

他们准备好了香槟、鱼子酱、摄影机、获奖感言。

就等着听到朱迪的名字。

可他们没等到。

那一届的影后是格蕾丝·凯利。

公布名字的瞬间，他们默不吭声，作鸟兽散。

留下一屋子的狼藉、滑稽。

朱迪平静地打开鱼子酱，越吃越苦。

她哭着发誓，再也不拍电影了。

可她真心爱着表演，怎么可能真的放弃？

7年后，她又拍了《纽伦堡审判》。

再次冲奥，提名最佳女配角。

造化弄人。

这次她又输给了《西区故事》的丽塔·莫雷诺。

接连的挫败，让她身心疲惫。

这时候，她已经收到了病危通知书。

她的肝几近坏死。

医生告诉她，只剩五年了。

可她偏偏不屈不挠。

比预期的时间多活了五年。

这期间，命运的恶意只增不减。

她被丈夫家暴。

被卷走所有财产。

被合作的导演破骂。

被台下的观众喝倒彩。

她熬得艰辛无比。

1969年，她倒在浴室，口吐白沫，毫无预兆。

旁边是散落一地的安眠药。

这一次，她真的走了。

猝不及防。

再没回头。

朱迪死后，美国爆发了著名的“石墙运动”。

同志群体视她为偶像。

因为她，无数同志鼓起勇气，共同抗议不公。

女儿丽莎继承了她的优秀基因，获得一座奥斯卡、一座格莱美、两座艾美奖、四座托尼奖。

2019年，蕾妮·齐薇格饰演她，凭借自传电影《朱迪》斩获奥斯卡影后。

与她相关的人，都从她身上汲取到了能量。

唯独她自己，肝炎、肾脏疾病、神经衰弱、过度疲劳、体重过轻……

满身疮痍，香消玉殒。

她不似邓波儿幸运。

放弃拍戏，投身政坛。找到真正的方向后，人生豁然开朗，柳暗花明。

她的天赋和爱好，正是表演。而这件事，又总是消耗她，刺痛她，折磨她。

她的一生都在泥泞中挣扎。

丽萨说：“一生中，至少应该有一个晚上可以回家，忘记演艺事业，可朱迪从未做到。”

因为热爱表演，因为现实窘迫，朱迪退无可退。

在鱼龙混杂的演艺圈里，她一直孤身奋战。

她说：“只有在台上表演的时候，我才能得到被人需要的感觉。”

可世界就是如此。

拼尽全力，也未必求得善终。

她离世以后，人们愿意相信她解脱了。

天堂没有药物，没有饥饿，没有痛苦，没有疾病，没有人设，没有变节，没有压榨，没有凌辱。

她终于可以歇下来，好好享受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