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士利奶粉排行第几(雅士利菁珀奶粉事件)

 

今年七月,郭利发布了一封公开信,追责“三聚氰胺”事件相关责任人。

 

郭利上一次被被舆论密切关注,还是十年前“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之时。这场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成为他人生转向的一个开始。

 

他从出入各种高级宾馆和外企会场的业界有名同声传译,成为“结石爸爸”“敲诈罪犯”,至今没有回归正常生活。

 

过去一年,为了公开追责,他付出不少心力。据UC+封面新闻独家栏目炯炯视频消息:他最终的诉求是,让当初签订赔偿协议的公司承兑赔偿,构陷他入狱的人受到法律惩罚。

 

“这也是震慑造假的人,那些假酒、假药、假奶粉的厂家,应该知道造假的代价,不是几千几万块钱,就能把一件事情铲平。”

 

二次伤害

 

2018年7月31日,郭利来到位于香港的(蒙牛)雅士利公司,递交了《致雅士利(国际)乳业公开信》。

 

除了让当年涉案相关人士受到法律惩罚,他还要求雅士利集团赔偿4000万美元。这笔数字是整个事件造成的两次伤害的叠加,郭利认为,他因为三聚氰胺问题维权,又因为维权受到二次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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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3000万婴幼儿被波及,其中被确诊为三聚氰胺的受害者达30万。当时的受害者补偿方案是:死亡病例补偿20万元,重症病例补偿3万元,普通症状补偿2000元。

 

郭利得到了40万赔偿,是普通赔偿的200倍。一时之间,他成了众所周知的“名人”。北京电视台播出郭利的采访,节目名为《一个男人,如何让施恩奶粉低头》。

 

不久以后,雅士利集团再次找到郭利,希望重新讨论赔偿事宜。相约见面的时候,对方来了两位代表,态度恳切,提出愿意再度赔偿。

 

整件事在程序上合理合法,郭利没想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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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坐在审讯室里,他才知道,谈判第二天,雅士利向潮安县公安局报案,称郭利“以接受媒体采访报道,造成无法控制的局面相威胁”,向雅士利集团进行勒索。

 

报案以后,雅士利集团继续与郭利沟通,指导他撰写书面赔偿申请,“写得越感人、越深刻,拿到的额度就越高”。双方最终达成300万的赔偿金额,签下赔偿协议。

 

事后郭利无数次分析,雅士利为何这么做。这笔赔偿对他们来说,并不是大的数目,也许是媒体报道让他们感到某种威胁,也可能是自己的“胜利”挑战了一个大公司的自尊心。

 

一段公开录音显示,一名男子对准备与郭利谈判的人说,“一定要把他逮住,搞死他”。

 

2009年7月,雅士利集团与郭利约定在杭州当面交付赔偿金,提前守候的潮安县警方与杭州警方,将郭利抓捕。第二年,潮安县法院一审以敲诈勒索罪,判处郭利有期徒刑5年。

 

对抗性选手

 

2014年7月,郭利坐满5年牢,刑满释放。出狱后的三年,为了搜集证据,在北京和广东之间,他数度往返。

 

2016年8月8日,广东省高院再审开庭现场,郭利没请律师,全程自己辩护,案件的各种证据,法律的规章条款,他早已倒背如流。第二年4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再审,改判郭利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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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法院,许多媒体都问了他同一个问题,听到改判是什么心情,郭利回答:“我没有感谢的人,我也不激动,我很平静。”

 

从奶粉事件发生,郭利感觉自己在甬道踽踽独行。同路的受害者早已不见踪影,一些帮他维权的律师已经转行,过去的朋友也已经所剩无几,父母虽然为他担心,但在支持他的态度也曾反复犹豫。

 

更不用说,郭利在搜集证据的时候,发现前妻给雅士利集团的声明。声明上赫然写着:女儿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并无任何症状表现;反对郭利的做法,坚决不参与此事。

 

郭利曾经为此愤怒,本应为女儿协同作战的前妻,无视女儿受到的伤害。但他也试图“合理化”前妻的行为,“她受到对方威胁,加上她不懂法,认识有限,性格里有不坚定和得过且过的部分。”

 

“我不一样,我是那种对抗性选手。”在郭利看来,这是他和前妻之间巨大的差异。

 

事实上,郭利和大部分人都存在这种差异。对于很多人来说,法院无罪判决,应该是这起奶粉维权事件的最终章。但对于郭利来说,“如果这是一个工程,现在还不是剪彩的时候。”

 

代价

 

最直接的后果是身体伤害。刚出狱的时候,走在路上会摔跤,郭利买了一根登山杖。后来去医院检查,五六种慢性病,身体一些功能也在衰竭。现在他每周去医院两次,复诊开药,“我原来以为自己挺健康的,实际上已经是千疮百孔了。”

 

在他付出的所有代价里,最沉重的部分是女儿。他们曾经是最亲密的父女,事发以后却形同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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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半年有过一次偶遇,当时父女已经一年半没有相见。完全没想到的是,在和代养人(孩子姥姥)说话的间隙,女儿跑开了。郭利没有追上去,“怕吓着她。”

 

在博弈中,他和前妻一家曾站在对立面,“她可能会觉得,在我和长大的家之间,她需要做出选择”,郭利试图理解女儿。

 

他也希望女儿某天能理解,虽然在她成长期的缺席,但他在以另一种方式保护她。“陪伴和维权她的权益,我只能选择一个。她知道我做过这件事就行了,她的父亲没有退缩,没有惧怕。”

 

最近,郭利听说她的理想有变化。他在代养人见面时,聊到女儿未来想做什么。郭利记得,她曾说过想当老师。“她的代养人说,现在她的理想是做一名好的律师。”

 

郭利觉得,女儿可能后来在网上看到他的报道,“她应该知道了爸爸是怎么回事,她想当律师,为爸爸这样的人辩护。”

 

据代理人说,郭利女儿性格非常像他。爱打抱不平,甚至会在公开场合批评一些错误的做法。有次老师冤枉了同学,没有学生敢说老师错了,她主动站出来,让老师给同学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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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应该这样”,郭利说。他并不要求女儿接近他的性格,但他认为这代表女儿有自己的思想,不是人云亦云的人。他设想如果有机会教育孩子,他或许会充当她人生“顾问”的角色,但不会妨碍她的任何决定。

 

郭利希望女儿成为一个自由的人,真正有正义感的人,至于她最终能否理解自己,倒是次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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