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走大陆的台湾创业者:在更广阔市场追寻新风口

飞机舱门关上后,正要启程的接到了富士康老板的电话,郭让他马上赶去开会。由于对谢休假的起始时间有误解,认为的正式休假应该是第二天。管理100多万人的老板一直是势在必行的。“以前下飞机肯定是赶了回公司的飞机,但那一次没有回来。”谢冠宏对《深网》说。

就这样,在富士康管理数万人的谢冠宏被“解雇”。那是2012年,谢冠宏已经50岁了。说到这,他戴着眼镜看起来很平静,失业似乎是一种解脱,而不是痛苦。

在富士康期间,谢冠宏判断了数字化、电子化的趋势,先后拿下了苹果iPod和iPad的订单。此前,谢冠宏为亚马逊Kindle软硬件的设计和集成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称Kindle的生产为JDM,它比ODM有更多的联合开发工作。

闲暇之后,谢冠宏感到一阵子轻松。他不想回台湾省创业,留在了深圳。“他们都叫我外省人,但口音有些相似。”小米在用人的时候,雷军采访了谢冠宏。考虑到谢冠宏是从合作伙伴富士康进入小米的,就出现了“旋转门”的问题。其实他好像有点担心。小米模式流行的时候,通过旋转门进入小米的人不在少数,比如高通的王翔。然而,他过不了这道坎就放弃了,留给雷军一个建议,就是围绕小米做一系列生态链公司。

在深圳,谢冠宏住在龙华的一家茶馆里寻找创业机会。茶馆不远处有一家日本餐馆。白天喝茶聊天很便宜。晚上饿了就去餐厅谈事情。“再晚也赶不走人。”谢冠宏说。有一次,我们聊到很晚。吃饭的时候,一个同事想起今天是他的生日,差点忘了。谢冠宏有些感慨。

他离开富士康后,前部门换了一个新领导。但几人紧随其后,包括搭档林和张条战。

在一张纸上,他和几位早期的创业者围绕手机画了一幅画,包括充电宝、耳机、手机壳等周边产品,最后选择了做耳机。逻辑很简单。随着智能手机数量的增加,对耳机的需求必然越来越高。

2013年,他给公司取名为1MORE,督促自己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对谢冠宏来说,“当你老了,开始创业时,你可以有另一个机会做一些不同的事情。”1More后来被谐音为万魔声学。该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制造耳机,其早期客户是小米。随着以小米为代表的智能手机的发展,2018年,1More累计销售耳机5000万部,上市公司耳机数量达到电声。谢冠宏转而成为主席。

在创业的第三年,来自台湾省的郭也来到了北京,创办了钕锅智能机器人公司,成为小米第50家生态链企业。和类似,郭也是台湾省富士康制造业的本地人,他的出发点是做一个兼具价格优势和非凡智能的儿童陪伴机器人。“这在台湾省做不到,大陆有更广阔的市场。”郭总对《深网》说。

因为机器人需要人工智能来进行自然语言处理,郭刘总了解到一家名为竹内智能的公司,其创始人简仁贤也出生在台湾省。简仁贤最早在美国微软工作,后来被派往中国。微软参与萧冰的研发后,他看到了人工智能趋势下对语言处理的迫切需求,计划在自然语言处理方面取得特殊突破,成为a到B平台。

在大陆的科技创业上,台湾省人如、郭、简仁贤等自觉或不自觉地引领了一股新潮流。与上一代半导体、芯片加工、制造的TSMC和富士康,以及早期来自台湾省的康师傅、统一、徐福记等品牌不同,这家新成立的公司将目标对准了大陆的m

年轻的企业家杨芳如对此颇有感触。他在mainland China做过商业记者,现在在台湾省做一个类似今天头条的创业项目“知道”。作为一名长期在大陆和台湾省之间奔波的观察者,杨方如告诉《深网》,台湾省错过了移动互联网,但在这波移动互联网创业浪潮中,台湾省十几二十个幸运儿赶上了大陆创业潮流。

深圳的大产业,台湾省的“小财运”。

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他完全有资格自己创业。后来,富士康的一些前兄弟,裸辞,也跟着他。1摩尔的成立利用了时间、地点和人。然而,他没有迈出第一步。

大陆台湾省企业家:在更广阔的市场寻找新的出路。

当公司只有六个人的时候,谢冠宏和他的同事设计了一款订单量为一万的耳机。因为耳机上的按键设计不理想,谢冠宏没有勇气送去销售,几年来都是作为免费礼物一个接一个送。以一个耳机60元的成本计算,至少支付了60万元的学费。

从那时起,谢冠宏学会了在制造产品时小心翼翼,毫不妥协。幸运的是,1More早期融资顺利,亏损不会伤及筋骨。

不久,一个新的机会来了。盛瑞科技帮助小米制造了一款橙色耳机,但未能发货,造成数千万的重大损失。盛瑞科技项目负责人介绍谢冠宏给雷军接手解决。

谢冠宏设计了“杜拉布拉德”的耳机线。其中一个硅树脂轮毂被重复,模具在短时间内被更换了50次。最后可以达到地上车不能压坏,里面耳机不能踩坏标准。深圳的产业链设备齐全,世界上能媲美的地方很少,但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你试试看,他会给你换50次。让伙伴们相信你,你没有疯,没有疯?”谢冠宏说。

>  熟悉行业,并且一贯的好口碑起到积极作用。这款采用铍振膜的耳机产品,在小米网上竞猜价格,大多数人都给出150元价格预期。最终,耳机零售价99元,远低预期价格,首批上万条耳机一售而空,然后追加订单。把之前一万条损失弥补回来之后,“第一年这个案子成功了,大赚钱。”谢冠宏说。
  
  这次合作后来演变成小米与生态链公司基本模式。谢冠宏想出一个新概念,叫作联创模式,以出厂价交付给小米、网易等客户,比如99块钱出厂价,只是材料费和加工费,不加任何其它费用。最终售价减去出厂价的余额,“你一半我一半对分。”
  
  此后,1More发展迅速进入正轨。小米与顺为资金、GGV、IDG、新加坡主权基金等机构的投资也进来,但没有台湾资金。
  
  与此类似,郭柳宗的钕娲创造机器人公司启动之时,也没有从台湾找到资金。处在创业前期,郭柳宗感受更深。在北京华润五彩城小米办公楼旁一座咖啡厅里,郭柳宗拖着行李箱、架着公文包出现了。他说,几乎一个月来回大陆和台湾四次,每周都在飞。与《深网》长谈两小时,他分析了来大陆创业原因。
  
  第一,台湾市场小;第二,最严重问题是台湾创投业不像大陆积极有活力,台湾大部分VC都投中后期。
  
  曾经,郭柳宗拿着商业计划书寻找投资时,问过很多台湾地区投资者。“早期没有销售数字的,做互联网用户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基本上拿不到钱。”郭柳宗说,“不像大陆这边有人愿意给你机会。”钕娲拿到小米投资的时候,还没有注册登记。
  
  注重数据的台湾投资者不相信“空话”,相应地,冒险积极性跟大陆比起来有差距。即便后来郭柳宗注册好公司,做出样品之后,“在台湾还是找不到资金。”
  
  受限于市场狭小、冒险意愿不足,郭柳宗感受到台湾整个创业氛围不如大陆。“我们叫做小确幸。即使到今天,很多台湾人觉得做一个小生意,开一个咖啡厅很悠闲。而不是大陆这边创业者一波接一波,大家都想改变世界,以马云和雷军为标杆。”
  
  结果,年过四十,谢冠宏、郭柳宗和简仁贤不约而同选择在大陆搏一个机会。台湾企业家是不是在郭台铭、张忠谋之后有一个断层?Knowing创始人杨方儒觉得有这个现象,像马云所描述的,“白发苍苍的老人在谈创新。”
  
  也有一些台湾年轻创业者来到大陆淘金。杨方儒的一位台湾年轻朋友在大陆做“活动行”APP,公司搬到北京后发展还不错。活动行是一个活动报名与售票平台,与传统的邮件、电话/短信和现场报名方式相比,活动行线上报名与售票平台更省时省事、活动管理功能更强更全,隐私、数据更安全。“台湾只有2300万人,一年才几千场活动,但在大陆机会则多很多。”
  
  摆脱制造业窠臼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台湾有一波做鞋子、帽子等加工行业的企业家来到大陆开厂设店。几乎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微软、惠普和思科等也向大陆派驻人员,区管理层很多是台湾人。这导致那段时间大陆商界冒出很多台湾面孔。
  
  奔走大陆的台湾创业者:在更广阔市场追寻新风口
  
  竹间科技创始人简仁贤即是从美国微软派驻大陆。他在台湾大学毕业之后,去美国继续读书深造,毕业后留在美国微软,然后被微软从美国派到大陆。
  
  “当初从微软调到北京,我最主要目的是想要熟悉整个中文市场,还有亚洲市场的日本、韩国等。”简仁贤告诉《深网》。做了微软人工智能产品小冰和小娜之后,简仁贤拉上CTO翁嘉颀等人一起,开始创业,深耕人机交互中自然语言、语意处理市场机会。
  
  对于为什么不把创业想法在台湾落地,而选择大陆?简仁贤的回答很简单:大陆的中文市场是全宇宙最大的。由此,他的竞争对手变成了科大讯飞、百度和微软等大公司。
  
  赶上人工智能风口,竹间科技很快获得了金融业客户招商银行。
  
  “大陆公司对新事物、新技术的接受程度更高。”简仁贤向《深网》说起这些时,显得有些兴奋。他自己也愿意尝试一些新事物,“我可能比你骑摩拜单车更多。”
  
  “百度、讯飞做不好,技术很难的。”简仁贤的自信来自对于复杂语意的理解技术。“第一要理解上下文,第二个要能做到多轮对话,第三个它要能够做到实体识别。”简仁贤举了一个例子,招商银行信用卡有两三百种,每张卡上个月,“麦当劳总共吃了多少钱?快餐吃了多少钱?单笔超过200块的刷卡有几次?”他认为这些语意识别,甚至微软和IBM Watson都做不了。
  
  以专注团队,集中于力量于大公司暂时无力顾及之处,单点突破,这是简仁贤的战略。“我大概面试过几千人,一个一个手把手招来的。”把人才聚集起来发挥,去不断地争取领先于行业的技术优势,成为简仁贤每天面对的挑战。
  
  竹间科技离职员工武剑(化名)告诉《深网》,作为创业型公司,竹间科技需要拿到三四个月技术领先时间窗口,如果技术不往前跑,别人三四个月就可能追上。而竹间所处在行业,BAT都有涉及。
  
  长久来看,将比拼综合实力。时间一久,创业公司成长不够快,如何留住人才是难题。台湾从制造业过来,台湾地区管理风格,就像富士康一样,会对员工算得比较精明一点,不像大陆这边有一些创业公司老板花钱比较大气。台湾创业者给期权、股票,不像大陆创始人给得爽快。
  
  武剑评价,“好处是,台湾管理相对而言精细化,比较规范,但薪资待遇抠门一点。”由此,台湾创始人不像大陆公司创始人对员工有很强的感召力和人格魅力。
  
  面对人才市场竞争,钕娲创始人郭柳宗选了一个折中方案,资金大陆找,一部分研发团队留在台湾。台湾人员相对稳定,研发人才薪资相对大陆而言便宜一些。“大陆机会太多,做算法的太抢手,本科生刚毕业,年薪40万起,台湾没有那么高,20多万(人民币)。大陆做算法的,做三五年薪水可跳到100万,吓死人。”郭柳宗说。
  
  台湾制造业留下了另外一个管理弊端,武剑说,“像富士康一样风格,上下级比较严格,高一级就是高一级,很多台湾公司普遍如此。”
  
  从富士康出来的谢冠宏创办公司时对人力成本纠偏。“能不能不要每天在那儿搞管理,每天搞流程?”1More成立五年,第一年公司只有50多人,没有独立的人力资源部门,后面三年只有一位专职的人力资源,到今年人员增加到200多人后,才又加了一个助理。
  
  他想引入一种简单管理,不搞那么多KPI。“要理解数字、成绩、利润、营业额,这此都是结果,成败因素不在于这些数字。最终,1More公司留了一个KPI,是否能成为最受推崇的科技公司。”
  
  在远离深圳的中部省份湖南省一个偏远地方,叫作炎陵县,这里离最近小机场开车要两小时,1More通过招商引资,最近在当地设了一个厂,以本地员工,装配耳机。
  
  在工厂车间里,《深网》看到穿着白色制服的员工,不紧不慢地焊接耳机线,组装耳机。墙上贴着鼓励个人责任心的宣传语。谢冠宏向身边参观嘉宾介绍,“不靠流水线赶着人走。”
  
  与制造业集大成者富士康相比,有些变化已经发生。
  
  着眼长跑道
  
  坐在从炎陵至衡阳东的大巴前排座位上,谢冠宏和《深网》完成了访谈。他称工作中遇到四位好老师,分别是亚马逊贝索斯,苹果公司的托尼,富士康的郭老板,还有小米雷军。“我从帮他们做产品中学习。”
  
  郭台铭教会他对长期局势判断,“局势就是布局”、“胸怀千万里,心思细如丝”。雷军教会他怎么打性价比,做爆品,如何在网络上抓粉丝,进行互联网营销。现在,谢冠宏经常在朋友圈里Push一些戴着耳机的美女图片,“这么做别人看了才不会拉黑。”
  
  奔走大陆的台湾创业者:在更广阔市场追寻新风口
  
  与服务于to B的富士康不同,他想打造一个面向终端消费者的耳机品牌。“1More是探索中的品牌,要具备高技术水平,也要高性价比,产品要在发达国家得到验证。”这是谢冠宏的定位。
  
  在国外,有主打时尚的耳机品牌Beats,是1More未来竞争对手。在真正威胁来临之前,1More希望先从抓住发烧友入手,然后再慢慢做时尚品牌。当然,证明自身还需要时间。
  
  耳机行业现在是两极分化,高端产品品质好,价格昂贵,低端产品便宜,却又品质堪忧,有些甚至会对耳机产生危害。做出又便宜又专业的耳机,成为谢冠宏的一个理想。这点听上去与小米的品牌主张颇为相似。
  
  不过,谢冠宏的客户在增多, 万魔已经逐渐成长为一个产业化公司——有声学零组件上市公司共达电声。既有以耳机代工业为主的TinnLab公司,也有1More万魔耳机自主原创品牌公司。
  
  郭柳宗的机器人公司目前还没有这么大规模,它打算借力小米,导入用户。“小米现在有2亿用户,日活用户达到1.32亿,月活跃用户1.65亿。这个大漏斗上面滴两滴水下来,对我们小公司就不得了。”
  
  他想要跑得更快。市面上所谓的机器人,九成以上只一个屏幕,或者在底座上加两个轮子。真正做有肢体的机器人是深圳一家叫优必选的公司,自研舵机,产品在2016年已经进入苹果渠道。优必选现在已经将一个舵机做到40元人民币,价格远比市面上500元有竞争力。实际上,全球售卖的韩国Robatiss舵机,价格是250块美金一颗。
  
  仅此一点,钕娲创造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郭柳宗要求钕娲创造也自己做舵机,哪怕前期研发实力不足,但方向不能跑偏。在最近一次众筹活动上,钕娲的小丹机器人众筹价1999元。优必选的Alpha One机器人只能编程,不带人工智能,卖价3999。猎豹星空陪伴小孩那款,卖9999元。“我还是有点机会的,现在看不到对手。”郭柳宗说。
  
  这也是被小米逼出来的。最早做出的机器人,小米问郭柳宗,做出来卖多少钱?“我说至少要卖4500元。对方说你疯了,小米生态链的东西超过3000都很难卖,你卖4500?”打掉重做后,做到现在这样子。
  
  除了价格竞争力,郭柳宗觉得机会在于产品与儿童有着更好的沟通。钕娲招聘了很多3D动画师,强化与儿童的沟通效果,讲故事时,可以让机器人同时做出恰当的配合动作。“要做出来不一样的东西来。”
  
  在拿到第一轮小米+顺为领投的超过200万美元、第二轮富士康加KIP领投800万美元等投资之后,为了操作方便,郭柳宗想在成都设立一个公司。最后经过一点波折,郭柳宗只跑了两趟成都,公司工商注册和银行账号都申请下来,进入运营阶段了。
  
  这让郭柳宗有些感慨,大陆办事效率在提升,而且政策越来越人性化。今年开始执行的“31条惠台措施”,其中有一条进一步降低了台湾高中生来大陆念一流大学的门槛,对台湾人的吸引力会越来越强。
  
  杨方儒的公司业务也有所调整。在发现台湾因为Facebook占据了信息通道,很难复制今日头条模式之后,他改变Knowing模式,向大陆的极客公园+长城会学习,以7-8个人的团队,每年举办三四场七八百人的移动互联网行业的峰会。“台湾创投圈不太愿意冒险,但是大陆的创业者基金已经投了十几个台湾的创业团队,涉及AR、人工智能等等,未来还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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