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和ppi(呈现出来的趋势有何不同)

CPI与PPI的两大表现现象

从历史大周期来看,反映下游居民消费端价格指数(CPI)与上游企业生产端价格指数(PPI)总体呈现出“同步波动”态势。这从1996年10月CPI与PPI数据同步公布以来基本验证了这一判断。尤其是,2009年以前,“同步波动”特征最为明显。此后,二者的“剪刀差”时见拉大及背离现象,表现显著。

从历史与周期看我国PPI-CPI的“剪刀差”及其背离从历史与周期看我国PPI-CPI的“剪刀差”及其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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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时期看PPI与CPI的时间-周期性特征

如上所述,以2009年为界,PPI-CPI的“剪刀差”乃至其背离开始呈现出时间-周期性特征。即,国内宏观经济状况乃至世界经济态势带来的本土-输入性因素给PPI-CPI造成强扰动。

2009年,受次贷危机促成的世界经济危机影响,PPI-CPI“剪刀差”短暂被拉大。而在2012年以后,该经济现象开始时见打破。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即“三期叠加”)带来的宏观经济新常态以及经济“脱实向虚”效应使得PPI在2017年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长达5年的时间里长期处于“负指数时代”。

次贷危机因素带来的2009年前后PPI-CPI“剪刀差”走阔

以2007年水泥、电解铝等“三高”行业大爆发,带来经济过热并促成PPI一路抬升(而经由PPI传导,CPI也随之呈现了一轮上涨态势)后,当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进而蔓延至世界各地,并对我国经济带来强烈冲击,大量中小企业关门,生产端遭遇空前危机,终使得前期一路飙升的PPI迅疾降温,并逐月下行。直至2008年中国政府推出“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十项措施”(即“4万亿”政策)出台,在此刺激和后续发力下才走出“跌跌不休”的态势。

其间,PPI-CPI“剪刀差”不断走阔,而后在4万亿政策刺激下才得以修复,并走出一轮上升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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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2015—2017年PPI-CPI“剪刀差”及其背离

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阶段,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联动性出现背离,经济增长持续下行与CPI持续低位运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而企业利润率下降,消费上升而投资下降,等等情形。对照经典经济学理论,这种情况既非传统意义上的滞胀,也非标准形态的通缩。与此同时,宏观调控层面货币政策持续加大力度而效果不彰,投资拉动上急而下徐,旧经济疲态显露和以“互联网+”为依托的新经济生机勃勃,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分化正趋于明显。

在此情形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酝酿而出,与此相配套关联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即“三去一降一补”),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从而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以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与需求结构变化促成匹配。

可以看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整体上激活了企业生产端的产业链生态,自此自2014年起萎缩下行了近两年之余的PPI开始了长达一年的上行,并在2017年1月达到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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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以降PPI的“V”字形反转及PPI-CPI“剪刀差”创纪录式呈现

2017年来,宏观经济态势的持续下行,经济增速继续跌破“7%”,整体经济“偏冷”周期,带给企业市场空间收窄叠加上游大宗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下跌、环保限产等因素影响,PPI开启下行通道,至2019年1月同比涨幅0.1%的数据已经创下了29个月以来的新低。然而事后来看,这一期间PPI涨幅虽然逐月收窄,但依然维持正值。2019年7月起,继续下探,并不断创下负值新低。可以说这一时期工业企业的盈利空间受价格回落因素影响不停收窄,部分企业甚至出现亏损,而这势必影响了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作为经济的先行指标,自然也给经济的平稳运行带来了不利影响。

尤其是,严重遇冷的PPI价格在遭遇新冠疫情,致全球经济停摆致使得产业链、供应链中断后,进一步带动了PPI的再度下探。然则,严重背离供需平衡的产业链在企业库存见底,以致供给缺口愈发加大并直接影响市场供求关系后,“物以稀为贵”的不变定律又促使了企业产品“一价难求”的态势出现,自此压抑已久的PPI指数如脱缰之驹,扶摇直上。在此期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飙升,自然就无须多怪了。

从历史与周期看我国PPI-CPI的“剪刀差”及其背离从历史与周期看我国PPI-CPI的“剪刀差”及其背离

 

值得关注的是,猪栏存货的饱和,投放市场的猪肉在不断平抑因“猪周期”造成此前居高不下的物价开始接连回落并低位运行的现下,因全球疫情反弹致产业链、供应链得不到正常修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狂飙上涨叠加炒家扰动造成PPI剧烈抬头,又造成了PPI传导机制的不畅,CPI继续低位运行,以致PPI-CPI“剪刀差”创纪录式呈现。

多重因素叠加,料想PPI-CPI背离态势未来仍将持续一段时日。

应对PPI-CPI“剪刀差”困境,重在保中小微

一方面,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持续,企业成本严重承压,此前国务院常务会议特就此采取“保供稳价”政策,缓解危困。另一方面,在货币政策不搞“大水漫灌”前提下,叠加对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实施扶持背景下,重点、针对性地围绕中小企业实施定向帮扶政策,成为政策着力重点。比如,可以探索施行在中央层面,以中长期为时间限度成立应对帮扶中小微企业的专门机构,专司资金、政策诸项,解决中小企业问题。为此可以采取的金融货币政策有定向降准、降息、延期还本付息、减税降费等囊括价格型、数量型货币工具在内的一揽子举措。

中小微企业作为吸纳社会就业的重要市场主体,以其个体力量小,但集聚效应大的“众人拾材火焰高”优势,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和80%以上的劳动力就业。因此,稳就业的方向选择要着重落在稳中小微企业上。要稳中小微企业,就势必要有专门的部门,必要的金融、货币、财税、政策等一揽子配套措施,一以贯之,直至卓有成效。

在中国当下,解决了中小企业的困境,就保住了就业;保住了就业,就解决了中国宏观经济下行周期下这一最重要的经济-社会-民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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